下海后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让叶康松感到寻找新路的紧迫性。一位负责外贸的官员建议他到国外搞农产品经营，于是，叶康松产生了赴美的念头。

    当然，所有出去的人中，张碎唐的决心则似乎更大一些。他把四层楼和一份殷实的家业交给亲戚看管，带着妻子孩子去了尚且少有华人，其父亲甚至怀疑“地球上没有这个地方，担心儿子被骗”的阿根廷。

    5月，鹿城印刷机械厂受到港商的青睐，香港汉强公司、立信公司订购了多种包装机械。厂长郑胜涛表示，到年底“与港商合资兴办一家印刷机械公司”。

    房地产开发蔚然成风，林立人显然赶对了时机。他用做房屋中介赚的钱，“按揭”买下东乐花园的30多套商品房，拉开职业炒楼序幕。“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今后数年，一个以温州人为代表的炒房团将掀起波澜，其间引发喧嚣争议无数。

    林立人涉水房地产的两年，正值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时期。但世界并没有跌入深渊。假若他能冷静一点分析政策，断然不会经历那么多失败。

    走出去，这些林林总总的温州人某种程度上看就像是身不由己、可顽强地寻找自己轨迹的小石子。他们是经济大潮下芸芸众生的缩影——人生充满挫折却自强不息，出身卑微但敢于追求财富。他们重构、建构甚至解构着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正仿佛叶康松，不断地挑战着世俗的神经。

    作为一名商人，大都走不出这样的轮回： 可以战胜强大，可以战胜弱小；可以战胜成功，却少能战胜“失败”的宿命。

    端倪若隐若现，事态的变化微妙而明确。尽管在这一年还只是私下百转千回。然而，民营经济却呈沉浮逆转之势，豁然涌出而成大潮，且已然定势。

    当然，人无完人，在温州的发展中也有不少“插曲”，但这些“插曲”并非主调。也不是所有的温州人都热衷于投机取巧：

    异国谋生免不了五味杂陈。刚开始，语言不畅的陈久松只能在一家餐馆的后厨做帮工。为攒钱，六年没有回家探亲。之后，他辗转波兰，摆地摊卖服装。小有积蓄后，重回西班牙，和一群温州老乡抱团做鞋类生意。

    1989年1月18日，全国私营经济系列研讨会在温州召开，温州市人大常委叶康松发表讲话。当时，温州之外的安徽，“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雇佣工人数突破八人限制，引发全国一片喧嚣。叶康松却在发言中干脆地认为，“雇工越多贡献越大！”两个月后，《报刊文摘》把叶的话延伸成了头版标题： 一个共产党员说，雇工越多贡献越大。

    故事的开头毫不起眼，可结局的确豪迈得震撼人心。辗转腾挪15年，这位温州人已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故事主角的名字叫季岳仁。

    1991年，互不认识的李中坚和周大虎不约而同地选择做打火机。承平的岁月，两人既是对手，更是朋友。而11年后，他们将共同面对欧盟打火机生产商联合会提出的反倾销诉讼。但是，这一年，李中坚才刚刚走出高中校门。他先在一家街道企业跑供销，接着开厂生产电磁炉，没多久赶上打火机热潮。这个因饰演邓小平一夜成名的小个子拿出所有积蓄，开了家东方打火机厂。一年后，兄长携21万美元加入，引入进口设备。仅仅两年，李中坚的生意迎来“鼎盛时期”——每三只出口的温州打火机，有一只产自“东方”。

    无独有偶。同年，《经济日报》的一篇《温州买烟记》，无疑是给温州人并不算好的口碑雪上加霜： 出差温州，正巧兜里没烟，顺道路过小烟摊旁，摊主热情招呼：“先生要盒烟？中华、云烟、阿诗玛……”

    浙江官场长期流传如此的一个段子： 话说，浙江官员向北京领导介绍成功经验，总结一靠“警察”、二靠“妓女”。领导吓了一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