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浙江很多地方的方言，“政策、机遇”的发音很接近“警察、妓女”。在相当的时间里，这个段子成为各路官员宴席上佐餐的佳品。有调侃的成分，却点出事实。一位温州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改革从违规开始。”谁都听得出话中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决然。不过，必须意识到，温州民营经济走投无路或者面临抉择时，温州政府恰如其分的政策，无疑帮助温州人从条条框框中找到生存的空间，最大程度上使得温州出现“藏富于民”这样的生态。不过，“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制定或执行利好政策的官员能够“渔翁得利”。市委书记刘锡荣的两袖清风，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块二，不贵，我心嘀咕了一下，决定：“来一盒阿诗玛。”拿过烟，看看包装，原封未动，装潢也精致，正宗“阿诗玛”。

    牛仔服、时装和出口转内销产品在人行道上的“时装店”里都有出售。

    年初，某位一无所有的温州人，为了逃票混上了一艘闷热的货轮。整整颠簸了七个月，货轮终于停靠在巴西的一个港口。迈着浮肿的双腿，他抵达这片无亲无故，甚至一无所知的国度。在未来十数年内，这位温州人将扮演一位孤胆英雄，尝尽辛酸冷暖。他尝试了许多当地人眼中很卑微的职业，受了无数的委屈，最终靠着“提包”（用大书包装着赊来的小商品、小礼品挨家挨户推销小商品，巴西华人称为“提包”）生存下来。

    没有一板一眼的行走规则，在自发秩序下，温州人以摸索前行的心态，创造着市场经济的实践样板。他们会觉得学院派里的经济理论深不可测，甚至就干脆无暇打听他们的经济形式是否符合他人的经济理论。但他们有着最原始的生存渴望——为简单的生存或创富欲望驱使，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为政策提倡的，他们都以最彻底的草根姿态，冲破藩篱。

    话是讲给上海听的，300公里外的温州却率先领会了精神。至于其他的地区，要到一年后才能领会话语包含的意义。而事实上，思想早已解放得“过火”的温州人，这一次将玩得更大……

    1991年1月，温州电刷镀设备真空包装机厂登上《经济日报》，这个厂推出的不少产品在国内外连续获得金奖。

    1991年8月，经过重重审批和多方洽谈，康龙农业在洛杉矶注册成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外开办的首家私营股份合作企业。《温州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则新闻。

    苍南以塑料生产闻名。几年前，苍南从事塑料编织业的作坊达上万家。规模小，同质竞争，作坊死亡率奇高。11个个体户联合起来，筹股132万元办起塑料六厂，引进先进的全自动圆织机，机械化生产，头半年创产值200多万元，税利22.5万元。

    天下瓯商

    元旦刚过，一股久违的清新扑面而来。

    “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大亚湾很快转移了并未吸取教训的林立人的视线。惠阳一家房地产公司准备和他合作开发房地产，利润七三分。然而，地基刚打好，国家宏观调控开始，银根紧缩，林立人贷不到一分钱，“温州大厦”成了烂尾楼。

    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小饭店。花几块钱就可尝好几种四川的辣味菜肴。在它们的附近有美食殿堂，大多是香港企业搞的合资项目。海鱼、对虾、小虾等从南部空运到内地，供应美食家的殿堂。几年前，不论是地方上的还是北京的国营餐馆，晚上7时30分后就不卖东西了。现在就是凌晨2时，在成都也能毫无问题地在外面吃到饭。

    顺应市场需求横空出世，却未能一路坚持不懈走下来。某种程度，林立人就是一个时代、一群温州人的表征： 张扬与狂放，模糊与混乱，即使山穷水尽，却不死心。

    一份聚焦经济的权威大报很少会把地方官员作为采访对象，刘锡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