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去
个例外。过去几年,温州修铁路、建机场。经济一路扶摇,无数草根享受其中并发家致富,而刘锡荣的家没有多大变化,依旧住在那条不起眼的胡同。
傍晚,灰头土脸的两人拎着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大门。他们相中了路旁闲置不用的破房子,打算改建成铺面来销售温州小商品,愿意把营业额的20%作为地租。精明的上海人这次却没有思考太久,一份五年的合同顺利签订。
1989年到1991年,温州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汪洋一片。刘锡荣忍辱负重,试图恢复民营经济。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内不买车、不建房”。为争取海外投资,他了解到国学大师南怀瑾祖籍乐清,其在海内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他以极具人情味的政治智慧,感动了南怀瑾,筹资到约5亿元人民币。
奢华的外表下,每一个暴富者的身后,都有一段灰色、隐忍的故事。夏天,偿清债务,孤独的林立人选择南下深圳。巴丁街2号,朋友简陋的出租屋内,他开始了睡水泥地板的日子。极短的时间内,林立人找准了二次创业的方向,做房屋中介。内地政策限制,他特意到香港注册一家名为“立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竞争的激烈和政策的空白,必然造成经营的无序。源自草根的温州民营企业主们,从诞生之日便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野蛮中生长的状态。他们面临着经济环境的双重性: 政策阴晴不定,政府主管部门冷热不明,伸展拳脚的空间忽大忽小。一切不确定的因素,让许多人成惊弓之鸟,犹豫、观望、徘徊,自始至终心有余悸。
摊主笑一笑,直言不讳。
1991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为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专心致志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1981年12月,刘锡荣配合的第一任温州一把手是袁芳烈,随后辅佐董朝才。他几乎全程经历温州民营经济的惊心动魄,其间目睹无数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对温州人来说,幸运的是,漫天风云中,刘锡荣认定了前两任坚持的路子。
别的地方,有些应该做而很难做的事情,到了温州,却做得出人意料的简单自然。
这位出身革命家庭——抗战中牺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的温州当权者,给温州人留下了太多值得尊敬和追忆的故事。
晚上夜市,类似于香港或台北,用霓虹灯吸引顾客。商贩们手持扩音器推销自己的特价商品。
命悬一线之际,叶康松用残存的希望,从事“中国货美国卖”,经营打火机;和“美国货中国卖”,在温州开设西洋参专卖店。他的事业终于渐现曙光。
当时的奥康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王振滔说服了一些亲属及小企业主,以股份合作形式开始了第一次生产扩建,当年产值突破100万元。
其实,打火机成就的何止叶康松。自从温州人手工制作出第一只叫“猫眼”的打火机,不到一年,信河街就聚集起500多家厂商。再有几年,来势凶猛的“打火机配件一条街”,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韩厂家纷纷关门歇业。
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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