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闯荡的温州人，他们不仅面临源源不断的财富，更有源源不断的麻烦。

    魅惑的迷雾

    北京大红门，曾经一度是温州人的天下。几个月前，这里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清洗。山雨欲来的气势令素以胆大著称的温州人也心神不定。

    然而，春节一过，大红门又热闹起来。操持着温州方言的人们忙着收拾房屋、张罗生意。节日喜庆的延续，让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而不久前对他们还冷冰冰的管理部门此时也温和慈祥起来，甚至连办暂住证都容易了许多。

    不久，丰台区投资的“大红门服装城”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北京市主要领导到场祝贺。在现场，温州人是最受欢迎的客户。

    一个月后，规模更大的温州大院动土兴建。经历突如其来的清理，浙江村以更韧性、蓬勃的姿态发展起来。此后，多年制度建设一度停步不前，但随着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浙江村和政府的关系变得含糊暧昧。虽然有人“咬牙切齿地动议要根除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浙江村，可要进行实际的动作毕竟已越来越难”。

    唐纳·沃许说：“对宇宙需要有的第一个了解是，没有情况‘好’或‘坏’，所以停止做出价值判断；第二件需要明白，事往哪个方向变，操之在你。”看上去，以温州人占多数的浙江帮要在这里长久扎根，至于未来会不会再有波折，谁也说不好。

    就这样，天安门南面5公里，浙江村如一则寓言般“令人难堪”地向着未来奔去。

    春节来临前的几个星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题研究部署1996年经济工作。会上，朱镕基总理宣布1996年关于涉外税制的三项重要改革： 大幅度降低关税税率，取消进口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调低出口货物退税率；对加工贸易实行进口料件保证金台账监管制度。

    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再次得到检验。现在我们的政府不再说 “治理整顿”， 而改了说法叫“宏观调控”。

    《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开好头起好步》：“一定要紧紧抓住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各级领导都要减少事务性和应酬性的活动，特别要反对形式主义，精简会议和文件，精简评比、评选活动，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调查研究。”

    政策条例颁布的几个月内，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忙于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思想。官员们放松了对原本决定严格清理的自由市场的监管。

    有人认为他们精力有限，对此无暇监管；还有人认为是《人民日报》社论起到作用，官员们才不敢贸然行动。议论莫衷一是，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 政府高层的决策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就如，浙江村从死寂中缓过气来，展现新生。

    奥运会选拔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男子足球预选赛亚洲区决赛即将在吉隆坡打响。200多名温州人订购观赛机票。比赛日，吉隆坡足球场热闹欢腾。自费而来的温州团呐喊助威、声势浩大。国奥队最终败北，但他们着实在国人面前露了一次脸。

    而邻国俄罗斯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这个东南方的邻居。《论据与事实》周报第9期刊登了一篇充满对比意味的文章《人力车和“奔驰”之间的中国》：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和开放的投资政策。国家自由经济区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摩天大厦、饭店、贸易中心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像莫斯科练马厅广场那样规模的建筑工程，在中国大城市是家常便饭。街道上不仅自行车多，外国生产的汽车也不少。10年前在中国最常见的进口汽车是“日古利”，现在是“奥迪”和“大众”。文章结尾写道：“看腻了西方怪事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一批一批地来到中国。中国新闻界透露，去年中国旅游业总收入超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