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被撤职。不过您也知道从很久以前开始，形势就变得非常紧张，就是从我跟霍尔大使公开交往以来。事实上，昨天我从他那儿离开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以为我走了以后他会考虑一下我的想法，以为也许他终于决定接受哪怕是一点点的意见。我怎么会想到就在我出门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武器并在第二天给我背后一枪。我求见他是为了谈一谈他即将与希特勒在昂代进行的会晤，虽然明知道他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出访对我来说是一种公然的蔑视，但我还是想要跟他谈谈，向他传达我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那里获得的一些重要信息。卡纳里斯是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知道，我听说过他的名字。”

    “虽然职位看起来令人生畏，卡纳里斯却是一个非常和蔼又有魅力的人，我跟他的关系相当好。我们俩都属于军人当中比较特殊的那种，有些多愁善感，不喜欢制服、勋章和军营。从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听从希特勒的命令，但是他不想屈服于他的淫威，一直我行我素。据说他也因此同我这几个月一样，头顶上悬着达摩斯之剑。”

    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来到一个阳台前面。阳台的窗帘都拉开着。“最好不要靠近。”我提醒道，“不然会被街上的人看到。”

    于是他只能一边说话一边在客厅里转来转去。

    “卡纳里斯的西班牙语说得非常好，因为他在智利住过一段时间。不久前我们一起在伯丁之家吃饭，因为他很喜欢吃烤乳猪，我注意到他比任何时候都不理会希勒特的指令，如果说他正跟英国人一起密谋陷害他们的领袖我都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一直认为西班牙不参与战争、不站在轴心国一边绝对是一桩对各方都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并就佛朗哥应该向希特勒提出哪些要求来作为西班牙参战的条件，列出了一个清单。我非常了解我们的战略需要，而卡纳里斯也很清楚德国的弱点，所以我们整理出的参战必要条件，德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其中的一半。比如占有摩洛哥法国保护区和奥兰，比如数量巨大的粮食和武器供应，比如要求西班牙军队独占直布罗陀海峡。所有这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都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卡纳里斯还向我建议，不要急于重建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摧毁的铁路、桥梁和公路，就让它们保留原样，这样更能向德国人证明西班牙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德国军队想要穿越它都十分困难。”

    他重新坐下，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幸运的是，杯中的酒终于让他慢慢地放松下来。而我却依然茫然无措，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找我，而且还要跟我说起他跟佛朗哥的见面、跟德国军官的交往这些跟我毫不相关的事情。

    “我带着所有的信息去了帕尔多皇宫，详细地向元首解释了这些情况。”他继续说，“他听得非常专注，不但留下了我带去的资料，还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当时对我很亲热，甚至还提起了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在非洲时的一些私人关系。您知道吗？大元首和我早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事实上，除了他那位不可理喻的连襟，我想我是，对不起，我曾经是他的内阁中唯一一个对他以‘你’相称的人。谁能想到呢？当年的小佛朗哥最后竟然成了光荣伟大的国民革命军领袖。我们从来都不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反感我，不理解我为什么缺乏军人气概，为什么喜欢各种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而我也并不欣赏他。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直接又那么无趣，喜欢跟人竞争，一心想着升迁，说心里话，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我们一块儿在得土安服役，那时候他已经是少校，而我还只是个上尉。您想听我讲个小插曲吗？我们这些军官每天傍晚都聚在西班牙广场的咖啡馆喝茶，您还记得那些咖啡馆吗？”

    “当然记得。”我说。怎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