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想睡却睡不着。各种思绪和情感在脑子里不停地翻滚碰撞。为自己的任务终于有了转机而满意，又为第二天等着我的那一切焦虑，还为令人悲伤的真相而心烦意乱。此外，最烦恼的是，因为知道马库斯·洛根正是马努埃尔黑名单上的人物之一而感到极大的恐惧，而且我想很可能马库斯还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不知道怎么通知他，心里生出了沉重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两次遇见他的地点截然不同，距离也很远。也许只有在达席尔瓦的办公室里才能找到一些线索，但是我不该再去打扰贝阿特丽丝·奥利维拉了，更何况她的老板已经回来了。

    凌晨一点，一点半，一点四十五。我感到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两点。两点十分。我起来了无数次，阳台的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喝了一杯水，点亮了灯，又关上了。两点四十。三点。三点一刻。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了办法，或者至少是值得一试的途径。

    我从衣柜里找出颜色最深的衣服穿上，一套黑色的马海毛套装，一件铅黑色的外套，还有一顶宽檐帽，一直压到眉毛。最后我拿起了房间的钥匙和一把零钱。除了运气，不需要别的了。

    我踮着脚尖从服务人员楼梯走下来，周围一片沉寂，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不知道自己走在哪里，只是凭直觉分辨着前行的路。厨房、食品储藏室、洗涤间、锅炉房，最后从地下室的一个后门来到了街上。这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刚刚才注意到那是一个垃圾出口，但至少都是有钱人的垃圾。

    正值半夜，在相距几百米的地方，赌场的霓虹灯还在闪烁，时不时从那里传来最后几个熬夜赌客的声音，几句告别、哈哈大笑或者汽车发动的声音。然后一切又都归于沉寂。我竖起领子，双手插兜，坐在马路牙子上，躲在一堆吸管盒子后面，静静地等着。从小在贫民社区长大，我知道很快就有人要忙碌起来了，很多人天不亮起来，就为了让那些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的人们生活得更舒适。不到四点钟，酒店的服务人员区就亮起了灯，接着从里面走出两个服务员。他们在门口停下来，用手笼着火点了一根烟，然后慢悠悠地走远了，第一辆经过的车是一辆小客车，远远地停下，卸下十多个年轻女孩走了。那些女孩还带着朦胧睡意，我知道她们是下一班的服务员。第二辆车是一个三轮货车，从里面出来一个瘦瘦的男人，胡子拉碴，下车后就跑到车后部翻找着什么东西。然后我看到他拎着一个大竹篮子走进了厨房，因为天黑，距离又远，我看不清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但是看上去很轻。当他出来，又走向那辆小车时，我来到了他身边。

    我试图用一块手帕把座位上的麦秸掸干净，但是根本没用。车里一股鸡粪的味道，到处都是羽毛、碎的鸡蛋壳，还有干掉的鸡粪。别看酒店里用来招待贵宾的鸡蛋都被精心烹制，放在金丝边瓷盘里。但把它们从鸡窝运到酒店厨房的车可远远没那么精致。一路上随着三轮车的突突声不停地颠簸摇晃时，我试图不去想乔恩驾驶的宾利车那柔软的皮质后座。我坐在这位送货员的右边，两人挤在不到半米长的前座上。虽然身体贴得很近，但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除了不得不告诉他我需要去的地址。

    “就是这儿了。”到达的时候他说。

    我认出了这栋楼。

    “如果两个小时以后您能来接我回去，我会再给您五十。”

    他不需要口头表示同意，用手碰碰帽檐，表示成交。

    门厅紧闭，我坐在一张石凳上等着巡夜人的到来，帽檐依然压得很低，领子高高地竖着。为了不让自己为那渺茫的机会担忧，我试图集中注意力把粘在衣服上的麦秸和羽毛一根根地摘掉。幸运的是，我并没有等得太久。不到十五分钟，我等的人就到了，手里拿着一大把叮叮当当的钥匙。我磕磕绊绊地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