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确实有非常重大的转变。其结果是美中关系受益。当然，中国军事力量正变强大，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已发现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事实。只要台湾不实际上采取独立步骤，中国政府应当感到满意。美中关系在20年内应该没问题。但是美中关系是一个很困难的双边关系。一方面，所有的美国政府都要同中国共处。但是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确实又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个是台湾，第二个对双方来讲都重要的问题是西藏。西藏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同美国的反恐政策有关。遭受“9·11”重创后，美国朝野虽然对美国的反恐政策和全球战略进行了反思，但是美国却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明显不同的认识。美国认为，恐怖主义之所以把美国作为主要攻击目标，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国际恐怖主义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宗教极端主义仇视“世界先进文明”和自由民主价值观，而美国是这种文明和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自然就成了它们的仇敌。美国还认为，产生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而不是许多有识之士所说的贫困。一位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分析道：如果论贫困，黑非洲地区要比中东伊斯兰国家贫困得多，但恐怖主义却主要出自伊斯兰国家，而不是黑非洲。美国还认为，“制度衰败和腐败”也是促使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会使弱小国家很容易被境内的恐怖主义网络和贩毒团伙所利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将反恐战争的打击对象首先锁定为阿富汗。当然，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确实与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是基地组织的庇护者，所以推翻塔利班政权，摧毁基地组织的藏身之地，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恐怖主义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9·11”之后有人提出，不公正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就在“9·11”当天，全世界死于饥饿的儿童就超过3.5万。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字表明，此后每天发展中国家都会有同样数量的孩子死于饥饿。虽然处于绝境的贫困者不一定必然采取恐怖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本身也不一定是穷人，他们也不代表全世界穷人的利益，但是国际贫富鸿沟的存在却使得恐怖分子找到了从事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怖暴力活动的动力和借口，以为这种行为会得到众多穷人的共鸣、赞成和支持。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篇讲话中说：“‘9·11’事件使这样一个幻想破灭：西方可以过自己美好的生活，无需顾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状况。”这话很有见地。试想，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怎么能够在严重的贫富鸿沟面前过安稳的富裕生活呢？从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来看，美国的反恐政策仍然带有治标不治本的性质。

    我关于美国的另一观点是他们走向战争的动机。历史地看，美国人赞成针对问题征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针对问题根源的。对引起问题的根源，如贫穷、征服、愤怒这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认识这些问题、快速而有效地处理它们的能力是弱的。相比之下，运用武力的能力较强。

    其次，加强反恐立法。2001年10月，美国会迅速通过新的《反恐法》，确立情报机构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理顺各情报机构的相互协作关系，扩大情报机构的权力。《反恐法》确定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对各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工作上的主导地位；中情局重新获得许多特权，比如，在境外进行“暗杀活动”，可从恐怖组织内部招募、收买线人，有权进入相关的通讯系统和数据库。联邦调查局也获得了不少特权，比如，可以使用监视、侦察、渗透、潜伏、诱骗、暗杀等手段打击恐怖活动，可在事先不提供潜在犯罪活动证据的情况下，监视宗教机构和政治团体。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走向？反恐战争结束后，或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