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洪流向南涌去，意大利趁火打劫，于这天向法国宣战。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6月16日下午，雷诺宣布辞职，法国总统勒布伦授权贝当元帅组成新政府。第二天，贝当通过西班牙政府向德国提出休战要求。命运使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兰西救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扮演了“法兰西掘墓人”的角色。6月22日，德法两国代表在上次大战签订停战协议的地点——康边森林的一节列车车厢里——签订了休战协定。不过，这次的胜者和败者的位置互相交换了一下。两天以后，6月24日下午，《法国－意大利停战协议》在罗马签字，由于意大利的32个师在一周的战斗中竟然不能使6个法国师后退一步，所以只占领了几百码的法国领土。这个向处于危机中的邻居背上扎“小刀”的国家，初次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军事上的无能。

    停战协定相对一个被彻底打败的国家来说还算宽大，但对一个曾经是强大而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来讲又是非常的屈辱。停战协议规定：法国的宪法完全不动；德军占领法国北部，南部和东南部仍由法国政府自己管理；法国在本国可保留10万陆军限额，在非洲殖民地可维持18万人的法军；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舰只停泊于本国海港内废置不用，德国保证不使用法国舰队为自己作战。以后希特勒几乎违背了所有的诺言，战败的法国实际上成了德国的附庸。

    如果说波兰军队是落后的武器装备同古老的中世纪骑兵观念的混血儿，那么，法国军队则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与落后20年的军事理论的结合体。后者比前者更为不幸。仅仅在观念上的一步落后，导致了法军战略和战术方面一连串的失误。在战略上，坚持以防御为核心的国防战略，以“建立连续不断的正面防线”来对付德军的进攻，把战争样式想象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模式。在战术上，仍持炮兵为战场主宰的拿破仑时代的观念，对战术空军的作用认识不足。对飞机和坦克的使用都采取了分散的原则，而不是像德国人那样采取集中使用的原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制空权决定战场胜负的趋势已为许多国家的军事当局所认清。法国空军和德国空军相比，数量上前者尚占优势，由于军事后勤管理体制长期的严重弊端，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竟然不知自己的空军究竟有多少架飞机，法国统帅部对到底有多少架飞机可用于作战是一笔糊涂账。掩护法国第1集团军群5个集团军的飞机一共才746架，且分派给各陆军单位使用，没有组成独立建制的航空兵团。同一作战地区的上空，德军投入两个航空兵团近3000架飞机，在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刻，法国2000架左右的飞机躺在仓库里，其背后的原因直到今天仍未完全弄清。会战期间，一些陆军指挥官还往往谢绝空军主动支援的建议。

    在指挥体制上，甘末林将军出于自私的动机，将最高统帅部的职能分成两个部分，他负责制订计划和下达实施计划的命令，东北战线总司令乔治负责对该作战计划进行实施和指挥。这种指挥体制在历史上可谓罕见，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最高统帅部是集二者职能于一身的。甘末林选择这一奇怪的指挥体例的用心在于：胜利了，可把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因为仗是按自己的计划打的；失败了，可将罪责推到乔治身上，因为仗是他指挥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可以互相推诿责任的体制。在整个作战过程进行时，乔治明知计划不对，仍按错误计划进行指挥，不敢修改，他认为这样即使打败了，自己不负责；甘末林也看出乔治的指挥是错误的，但他不愿干涉，更不愿立即接过指挥权亲自指挥，因为万一战败了，责任不在他而在乔治。这个由高级将领的私心派生出来的荒谬指挥体系，破坏了最高统帅部起码应有的职能——根据战场情况变化修正计划和实施指挥的职能。这种情形使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