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总是彬彬有礼。”

    就只是这样吗？我感到困惑，觉得这里少了点儿什么，虽然也很难说究竟缺了什么，有什么不对头的。她的故事的开始是黑暗的幽闭，痛苦，然后是勇敢、挑战和逃离。挣扎，失望，更多的挣扎，有好心人也有恶棍。现在我希望，就像在所有重要的令人满意的故事中一样——有荣耀，有回报。和父亲结婚？我希望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希望她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在弗莱兹路的尽头，我经常看着她走过院子，去倒洗碗水，高高地举着洗碗盆，像个女祭司，步履从容庄严，然后姿势优美地把水抛过栅栏。那时我觉得她是个强大的统治者，也很满足。她仍然有力量，但也许不像她认为的那么强大了。可她一点儿都不满足。不是一个女祭司。她的肚子总是大声地发牢骚，她不理会它所传达的信息或一笑了之，却让我尴尬得无法忍受。她的头发像棕灰色的草皮或灌木丛，每次烫发都变成小羊毛卷。她所有的故事都将以她为结局吗，以她现在的样子，只是以诸伯利我的母亲的身份？

    一天，她到学校来了，代表百科全书公司给以“为什么买胜利公债”为题的优秀论文颁奖。她还要去波特菲尔德、蓝河和斯特灵的学校，那个星期她很自豪。她穿着糟糕的男子气的深蓝色套装，只在腰部有一枚纽扣，戴着栗色毡帽，她最好的帽子，但是我苦恼地发现上面有细细的灰尘。她做了简短发言。我眼睛盯着前面女孩的毛衣——淡蓝色，有块状的羊毛突出来——好像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就可以让我不至于淹没在耻辱中。她那么与众不同，轻快、满怀希望而直截了当，戴着她的栗色毡帽，开些小玩笑，自以为很成功。为了两分钱，她就会开始大谈她自己的学习经历，走九英里进城，还有夜壶。谁的母亲像她这样？人们对我做出狡猾、幸灾乐祸和怜悯的表情。突然我再也忍受不了她了——她说话的语气，不计后果匆匆忙忙的动作，她活泼可笑的手势（随时可能把校长桌子上的墨水瓶打翻），最要不得的是她的天真，她不知道别人在笑她，还认为这样就可以侥幸成功。

    我憎恨她卖百科全书，憎恨她演讲，还有戴那种帽子。我不喜欢她给报纸写信。她那些关于地方问题、提倡教育和妇女权利、反对学校必修宗教课等等的信，会署名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其他的信会出现在城里报纸为女通讯员准备的版面上，那些信她使用笔名伊达公主，是她崇拜的丁尼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它们充满冗长的装饰性描写，有关她逃离的乡下（今天早上，奇异的银霜结在每个枝条、每根电话线上，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令人陶醉——），甚至还提到我和欧文（我的女儿很快就要长大成人了，也忘记了她的新身份，在雪中嬉戏），真叫我羞愧得牙根都疼。除了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别人都会对我说：“看见你妈妈在报纸上的信了吗？”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轻蔑、优越感和沉默的忌妒，那些人一辈子可以静静地待着，不必做任何不平常的事，说任何不平常的话。

    我其实和母亲很相似，但总是隐藏起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有怎样的危险。

    我们住在诸伯利的第二年冬天，有人来访。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锄人行道上的雪。我看见一辆大卡车在雪堤间缓缓开过来，几乎没有声音，就像一条鲁莽的鱼。美国车牌。我还以为是迷路的人。经常有人开到河水街的尽头——那里根本没有人费心立上“此路不通”的标志——等他们到达我们的房子前面就会开始疑惑了。

    一个陌生人下了车。他穿着大衣，头顶灰色毡帽，冬天还戴着丝绸围巾。他高大笨重，下垂的脸上带着忧伤和傲慢。他令人恐慌地向我伸出手来。

    “过来向我问好！我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