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的哥哥，据说他给女孩子看后牙时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内奥米和我从他的窗前经过时会大声说：“难道不想和费潘医生约个时间吗？菲利·费潘医生。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希望制造出丑闻，计划让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内奥米说，听起来有些疲倦。

    “什么？”

    “孔雀。树上的。”

    听她把“漂亮”这个词用在那种东西上面，我很吃惊，还有点儿生气，我必须让她记得这个，因为我习惯于让她以某种方式行事，意识到某些东西，没有别的。我已经想到要跑回家写一首关于孔雀的诗。她也想到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冒犯；我从来不让她或任何人进入我心里的那个角落。

    上楼睡觉时我真的开始写我的诗了。

    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张伯伦先生，他的手迥异于他以前用他的眼睛、声音、笑声和故事表现出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个信号，在将会被人明白的地方发出。粗鲁的骚扰，那么自信而强制，毫无情趣。

    下次他来时，我给他提供了机会，当他在黑暗的厅里穿套鞋时，我靠近他站着。每次我在等信号时总能等到。他不会拧一下胳膊，拍拍胳膊或搂搂肩膀，带着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我已经放弃了对法兰克·威尔士的感情所滋养起来的爱的理念、安慰和温柔，那一切似乎都苍白无力，异常幼稚。我将认可秘密的性冒犯，脱离了仁慈，超出了人的善意。

    我不是打算尝试性。闪电的一击不一定要有什么结果，而是通向下一次闪电。

    尽管如此，当张伯伦对我按喇叭时，我的膝盖还是感觉发软。他在离学校半个街区处等我。内奥米没和我在一起。她患了扁桃体炎。

    “你的女朋友呢？”

    “她病了。”

    “真可惜。想搭车回家吗？”

    在车上我开始发抖。舌头干，整张嘴都干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欲望吗？想知道，又害怕知道，因此苦恼？和他单独在一起，没有人或环境的保护，一切都不同了。他会干什么呢，大白天的，在他的车座上？

    他没有靠近我。他也没有开向河水街，而是镇静地沿着不同的小街行驶，避开冬天留下的凹坑。

    “如果我请求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好吧。”

    “你认为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把车停在乳品店后，在刚发芽的苦黄绿色的栗子树下。就在这儿？

    “你能进弗恩的房间吗？家里没有人时你能进她的房间吗？”

    我的思路慢慢从强奸的预想中转回来。

    “你可以进她的房间帮我做点儿调查看看她有什么东西。我会感兴趣的东西。你觉得怎样？什么会让我感兴趣？”

    “什么？”

    “信。”他的语调突然降低了，煞有介事地，被他可以看到但我无法认清的事实所苦恼。“看看她有没有旧信。可能在她的抽屉里，柜橱里。很可能是放在一个旧盒子里什么的。绑成一捆，女人都是那样的。”

    “谁的信？”

    “我写的。你以为呢？你不必读，看看签名就行了。有些时候了，纸张可能发黄了。我不知道。用钢笔写的，我记得是，应该还看得清楚。看。我给你一份我笔迹的样板，会有帮助。”他从手套格层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