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不同，她询问别人时，语气总是很冷静，也许还有不太友好的拘谨。那时母亲的回答也带有类似的拘谨，父亲的声音额外凝重——可以说是一种夸张的凝重——表明大家对某些不能说的东西看法一致。

    我抽烟的那天，艾尔弗莱达决心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夏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爱抢话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好像想起这个姑父的喋喋不休会让我们感到沉重。

    “是的，”他说，“他还是那样。”

    我说。我趁机接着说。

    “好像蛔虫进了猪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桌旁说的，他异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传播突然想到的什么重要事情。我说的时候正是带着他那种神气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庄严。

    艾尔弗莱达表示赞同地大笑起来，露出快乐的牙齿。“没错，她说得一点不差。”

    父亲俯到盘子上，仿佛要掩饰自己的笑，当然不是真正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着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胜利的得意。没有人对我进行评价，有时对我的讽刺、我的机灵也没人有任何责备。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时的意思也许是“聪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强——“噢，有些方面她还是很聪明的”——或者用来表示爱出风头、寻求重视、令人讨厌。别这么聪明。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嘴巴好刻薄。”

    有时父亲厌恶我，这种情况要更糟糕。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权利诋毁体面的人？”

    今天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样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艾尔弗莱达一样自在，由着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将产生，也许是最后一次，艾尔弗莱达最后一次和我们吃饭。继续交换圣诞节卡片，可能还有信件——只要母亲能动笔写字——我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艾尔弗莱达的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年中她还来过。

    可能是艾尔弗莱达问能不能带她的朋友过来，家里人说不行。如果她已经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个理由，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父母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亲对不合常规的或招摇的两性关系感到恐惧——也可以说，她对任何合法婚姻不认可的性关系都感到恐惧——父亲那时对这个问题也很严肃。他也许对能掌控得住艾尔弗莱达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们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可以想象他们都在说，她无须那样廉价。

    不过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可能知道不会得到允许。早先开心来访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男人；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彻底转移了。她可能变了一个人，后来她当然是变了许多。

    或者她是担心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气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继续恶化，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母亲的状况就是这样，她的各种症状混在了一起，情况急转直下，忧愁和困难变成她全部的命运。

    “可怜的人。”姑母们说。

    当我的母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里的病人，以前家族里其他那些如此拘谨的女性却似乎获得了一些活力，应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祖母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没有人会向她建议这种东西。一个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并在一家服装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发网了。

    他们来看望母亲，看到的情况总是一样——原来那个漂亮的、从来不让别人忘记她是老师的人，一个月连一个月地变得行动迟缓，四肢僵硬，讲话越来越不清晰，而且变得胡搅蛮缠，没有什么能帮助她。

    他们嘱咐我好好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