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你母亲。”他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艾尔弗莱达从来不会说那些话。站在他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不来看我们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不希望人们来。我没有时间招呼他们，我变成了一个暴躁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烫，这样做是为了远离一种耻辱（母亲的病情恶化是影响我们的唯一耻辱）。我这样做是为了显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情况就变了，他们可怜我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能再待在家里照看母亲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读大学了。大学在艾尔弗莱达住的城市。过了几个月她请我过去吃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图书馆都是开到九点钟。后来过了些日子，冬天的时候，艾尔弗莱达又叫我去，这次是星期天。我说不能去，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啊——约会？”她问。我说是，但是当时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个或两三个女孩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我们抱着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他来呀，”艾尔弗莱达说，“我很想见见他。”

    到了年底，我确实有人可以带去见她了，事实上我是在音乐会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乐会上见过我，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但是我绝不会带他去见艾尔弗莱达。我绝对不会带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见她。我的新朋友会说，“你读过《天使望故乡》吗？你一定要读。还有呢？”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协会引进的《禁忌的游戏》和《天堂的孩子》。和我交往、后来订婚的男孩带我去过音乐大厦，你在那里午休时可以听唱片。他向我介绍了古诺，因为古诺我爱上了歌剧，因为歌剧，我爱上了莫扎特。

    艾尔弗莱达在我的住处留信息让我回电话，我没有回。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她还是为报纸写东西——我偶尔看过她写的有关皇家道尔顿小雕像、进口姜饼或蜜月睡衣的狂想曲。很可能她还在回复来自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俱乐部的信，仍然在嘲笑它们。既然我住在城市，就很少看原来对我来说是城市生活中心的报纸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是六十英里以外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像艾尔弗莱达和霍斯·亨利那种人的笑话和不由自主的虚伪，现在对我来说是有伤风化和枯燥无味的。

    我并不担心碰上她，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我从来不去她在专栏里提到过的商店。我也没有理由经过报社大楼，而且她住在城南某处，离我的住处很远。

    我也不认为艾尔弗莱达是那种会出现在图书馆的人。“图书馆”这个词很可能让她撇撇大嘴，戏仿出惊愕的样子，就像她过去在我们家对着书架的表情那样——那些书不是在我那个年代买的，有些是我父母小时候学校的奖品（有母亲用漂亮拘谨的字体写着婚前的名字），根本不像从商店里买来的书，而是房子里的摆设，就像窗外的树木不是植物而是扎根在地上的摆设。《弗罗斯河上的磨坊》、、《密得洛西恩监狱》。“很多大手笔写的东西，”艾尔弗莱达说，“我敢说你不会经常读的。”父亲说对，他的确没有，用不予理会的，甚至轻蔑的语气赞同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说谎，因为他有时间的时候，的确偶尔会仔细研究它们的。

    对于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谎言，再也不要表现出那样的轻蔑。为了不那样做，我最好还是离过去认识的人们远点。

    第二个学年结束时，我要离开大学了——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不要紧——反正我打算当作家。而且我要结婚了。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