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来工作的吧？”她问。

    我说是的。女人的脸方正硬朗，画过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发型。

    “你说英语吗？”

    “说。”

    “我是说不是刚学的，你不是外国人吧？”

    我说不是。

    “我这两天试用了两个女孩，都打发走了。一个人说会讲英语，但其实不会，另一个每件事要讲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给你拿围裙。我丈夫是药剂师，我收银。”（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高柜台后面，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装没在看我。）“现在不忙，一会儿就忙了。都是这个街区的老人家，午睡后会过来喝咖啡。”

    我系上围裙，站到柜台后面。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了。我试图自己弄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不要问这问那的，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问了两个问题——咖啡机怎么操作，钱怎么办。

    “你出账单，让他们把钱给我。怎么样？”

    好的。每次进来的人都是一两个，大多要咖啡或可乐。我把杯子洗好擦干，柜台保持干净，显然我算账很准，因为没有人投诉。顾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说的一样。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讲话，说我是新来的，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块莴苣和莳萝泡菜装饰三明治。那是镜子上另一块牌子上许诺的。但是当我从坛子里拿莳萝泡菜时，觉得这看起来太多了，于是切成了两半。我给一个男人这样做了个三明治，这时，女人从收银机那边走过来，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着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钱，出了商店，她又走了过来。

    “你给了那个男人半块泡菜。每个三明治都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你不知道怎么切泡菜吗？一块要做十个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上面没说一片。是一块。”

    “够了，”女人说，“脱掉围裙。我不许雇员回嘴，从不。你可以拿着你的包走了。别问我要工资，因为你没帮上什么忙，这只能算培训。”

    灰白头发的男人偷偷看过来，紧张地笑着。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电车站走去。不过我现在认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么搭车。我还有了工作经历。我可以说我站过小吃柜台。如果需要介绍信就麻烦了——我可以说是在我家乡的小吃柜台。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想要应聘的其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