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琳发现自己有好几次也这样，但在没有任何人向她指出之前，她就自我纠正了。

    “他要把喂给奶牛的盐挑出来，”玛丽安说，“然后还得回来修篱笆。他得走四分之一英里路，就开了卡车。但他留下了邦德。他没带邦德就开车走了。邦德是我们的狗。邦德去远的地方必须得坐车。他把它留下保护我，因为他知道我发病躺下了。我吃了几片222止痛药，打起了瞌睡，不是正常的入睡，然后我听到邦德在叫。我马上就醒了。邦德在叫。”

    她起床，穿上家居服下了楼。躺在床上时她一直只穿着内衣。她向前门和小路望去，什么人也没有。她也没有看见邦德，它已停止吠叫了。已见到熟人就不再叫。或者只是路人。但她还是觉得不对劲。她从厨房窗子向外望去，窗子对着侧院而不是后院。还是没有人。从厨房里她看不见后院——要想看见，你需要穿过被叫作后厨的地方。那只是个杂物间，一个从正屋接出来的棚子，乱七八糟放着各种东西。它有一个对着后院的窗子，但你无法走近，窗前堆满了纸箱，还有竖立在那里的旧沙发弹簧。你需要径直走过去，打开后门向外看。她觉得她能听见那扇门上有什么东西在挠。可能是邦德。也可能不是。

    门窗紧闭、堆满了垃圾的后厨闷热无比，她快窒息了。穿着家居服的她全身已经汗津津的了。她自言自语道，好吧，至少你没发烧，你像一头猪一样在流汗。

    她要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渴望压过了对门外无名事物的恐惧，她猛地推开门。门向外打开了。靠在门上的家伙被往后一推。他向后踉跄几步，却没有摔倒。她认出是谁了。是镇上的希迪卡普先生。

    邦德认识他，他经常路过这里，有时候会穿过他们的房子散步，他们从不阻止他。他有时候径直走过院子——只是因为他不通人情世故。她从不对他喊叫，有些人会。如果他很累，她甚至会邀请他坐在台阶上休息，还曾递给过他一支烟。他会接过烟。但他从来不坐下。

    邦德嗅来嗅去，对着他摇尾乞怜。邦德不是特别的狗。

    莫琳认识希迪卡普先生，和大家一样。他曾是杜德家厂子里的钢琴调音师。他曾是一个高贵的、爱冷嘲热讽的小个英国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他们从图书馆借书，他们的花园非常出名，特别是草莓和玫瑰。几年以后，厄运降临了。迪卡普先生的喉咙动了手术——肯定是癌症——手术后他说不了话，只能发出呼哧和隆隆响的杂音。他已经从杜德的厂子退休了——他们现在有电子调音设备了，比人耳更好用。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变故来得措手不及——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体面人堕落成了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的老流浪汉。肮脏的络腮胡，衣服上的口水，酸臭的烟味，眼神里不变的怀疑，有时候是憎恨。在杂货店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他们改变了放东西的位置，他就会故意撞倒罐头和装麦片的盒子。咖啡馆不再欢迎他，他也不再去图书馆了。他妻子所在的教会小组的女士们定期去看望他，给他带去做好的肉或是烘培的糕点。但是屋子里的气味非常可怕，房间乱得吓人——对单身汉来说，也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他毫不感恩。他会把剩菜和剩下的点心扔到门前的人行道上，把碟子也打碎了。没有女人喜欢这样的笑话：连希迪卡普先生都不肯吃她做的食物了。她们不管他了。你开车经过时，也许能看见他静静地站着，站在沟里，被高高的杂草遮住一大半，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你也能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小镇上撞见他，那时怪事便会发生。他的脸恢复了从前的模样，准备好迎接友善的礼节性的惊讶之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别处遇见时的那种问候。似乎他存有一个企盼，在另外一个地方，沉默会被打破，语言会脱口而出，也许那些变故会被抹掉，他的声音、他的妻子、过去稳定的生活，也许都会回到他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