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噢，”她说，“请别这么快就完全理解我。”

    “这是谁说的？”我问。

    “安德鲁·盖德。”

    “安德鲁·盖德？你从来就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可不要告诉别人。”她说。

    “用你的车。你能开。”

    “我会到你那儿的。可能我会叫辆出租车。但我是会到你那儿的。”她问了我的住址，谈到我父亲会和我们在一起时，就更坚定了决心。

    “有个男人我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她说完便把电话挂上了。

    我算了算，不到一小时她就会收拾完，路上再用一小时。但根据玛蒂琳的习惯，可能这个习惯十多年来一直没变，她得让我等上四五个钟头。我琢磨着是不是开车去迎她，但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们在这儿力量才会强大。

    现在，我听到小船往吊柱靠拢的哗啦声，然后就是沉重的脚步声。他绕到前门，用几年前他第一次来串门时帕蒂·拉伦给他的钥匙打开门，走了进来。帕蒂·拉伦死了。这个想法就像每隔十五分钟就打一次的电报，注入我脑子里，但只有“皮”没有“瓤”，就像装电文的信封，里面没字。确实，没有感情。是的，玛蒂琳，我自言自语说，我会迷恋着你，可现在不行。

    父亲来到厨房。我看了他一眼，往杯里倒了些波旁威士忌，烧点开水为他冲咖啡。他看上去很疲倦，但颊骨外的红润仍然覆盖着整个脸膛。他看上去很善良。

    “你干得不赖。”我说。

    “非常好。”他像一位老渔民那样眯着眼看我。“你知道，我的船离岸有三里远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可能用望远镜或比那更糟的东西注视着我。他们甚至可能会用土地测量员的经纬仪。如果他们用这两个玩意儿跟踪你，就会知道你在哪儿往水里投的东西，然后再派潜水员下去打捞。什么也跑不了。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在船中速行驶吋，把渔具包扔到海里，同时要弄准，一定要站到背着海岸那面。这样，我的背就能遮挡住我在做些什么。我敢肯定，我是白干了，”他说，“没人盯着我。有这种可能性。可在当时，我并不是这么想的。”

    咖啡冲好了。我递给他一杯。他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就像一台旧柴油机加油一样。“我刚准备把人头扔到海里，”他继续说，“忽然担心起来，要是绑脑袋的绳子松了怎么办。你知道，把那两颗脑袋系在锚链上最费劲了。”他详细描述起来。就像个妇产科医生讲述怎样把两个手指头伸进去从妇女的屁股那儿把婴儿的脑袋弄出来那样。或者，对了，就像个老渔夫手把手地教你如何把小虫穿在鱼钩上那样，这样它就不能死。他一边讲一边还晃着脑袋。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把绳子从一个眼睛里穿进去，然后再用尖钉在眼睛边上钻个洞把绳子引出来。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是多么不了解我父亲哪。他边说边想，好像是个在公共卫生部工作的职员正背诵着他是怎样在有趣的工作中收集到最破旧的油桶的。直到他说完后，我才意识到他为什么讲得这么津津有味。在讲述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医治疾病的方法。请别让我用保证书的形式来证明我说的这番话。但是，从我父亲的举止中可以看到，他沾沾自喜，十分自得，好像他是个处在康复期的病人，因为不听医生的话而使病情好转起来。

    他下句话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出去时，”他问，“你感觉到有些不寻常的事吗？”

    “你干吗要问这个？”

    “我本想告诉你，”他说，“可当我把铁锚放下去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话。”

    “他说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

    “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到是你说的。”

    “你相信那些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