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桌时，我在说话时不小心用手臂打翻了一个杯子，玻璃杯落在地上后摔成了碎片，于是我和克洛伊都一言不发，笼罩在阴沉的离别气氛中。

    现在我在仔细思考这些生活在地球上却不被发现的成千上万的生物，它们是否曾在熟睡的基特里奇的耳畔低语？甚至，在那久远的十一年前，当基特里奇准备割开她的手腕时是否也是它们在呼唤我？是谁在精神的海洋中让这个间谍系统运转着？一个间谍所需要的思想，就像激光束所激起的惊扰一样窄小。一个特工怎能通过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复制机密文件来让自己远离睡梦中因罪被捕的恐惧呢？

    我经过一个公用电话亭时停下了车，和基特里奇通话时我很恐慌，那瞬间我感到如果我不立即和她联系，我和她思想上的所有联系都会消失。

    还有什么能比缅因州寒冷刺骨的高速路上一个锈迹斑斑的电话亭更接近冰河时代呢？首先我需要和操作员联系，可她又不知道我的银行卡号，在贝尔公司的设备激活我的银行卡之前，我必须一直跺着双脚来保持温度。电话铃声响起四次、五次、六次，我终于听到了基特里奇的声音，立刻激动得跳了起来，这让我想起了我独自一人在佛蒙特州的一只独木船上，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看见星光照亮了池塘中黑色水面上的波纹，如同满月在两座山之间升起，这两次经历都让我满心欢喜。德鲁伊教的确在后来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就如同现在，基特里奇的声音让我的呼吸平缓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如果在结婚十年后我的妻子依旧能使我感到吃惊，那么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爱她。许多人的声音透过过滤器和挡板传入我的耳中，我听见有人通过控制他们的喉咙传递出温暖、冷酷、正直、自信、责难和赞许——都是些假声音，至少有时候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人们的话语是他们灵魂和思想的首要反映。

    基特里奇的声音就像一朵刚从花苞中绽放的鲜花，但我从不知道哪朵花会最先绽放。她在生气和高兴时的声音都是惊奇的——她从不为自己的感受辩护，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是宇宙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能以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说话。

    “亲爱的，我很高兴你打给我，你还好吗？我今天一整天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很好，但是路况太差了，我连巴克斯比特都没到。”

    “你真的还好吗？你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你刚摘掉亚当的苹果。”

    我像一个日本商人一样大笑。她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两个亚当的苹果，我一定会是黑皮肤、高个子，和贾利·古柏或是格里高利·派克一样帅。

    “我一定要告诉你，你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了吗？一封来自我朋友的电报，真令人泄气，在那么长时间的好脾气之后，现在他整个人完全发狂了。”

    她正在说夏洛特。“好吧，”我说，“或许没那么坏，他说了什么？”

    “我过会儿再告诉你，”她停下了，“哈利，向我保证。”

    “好，”我知道她要说什么，“那么，”我说，“你不祥的预感是什么？”

    “小心开车，今晚潮水涨得特别厉害，到码头时给我电话，潮水已经在咆哮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没有隐瞒任何事情，她的声音向四周传开，听起来仿佛她正在汹涌波涛的侵袭中驾着小船。

    “我有种很奇怪的预感，”她说，“你之前在路上是不是打滑了？”

    “没有。”我撒谎道，电话亭的窗子或许被冻住了，我的后背直冒冷汗。她究竟离我有多近，才能在没看到现场的情况下就能感知到我的车打滑这件事啊？

    “我很好，”我继续说道，“我觉得最坏的天气已经过去了，感觉像是这样，”我抓住了机会，便问，“还有什么奇怪的预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