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经大西洋的航班上，夏洛特心情特别好。“我必须得说，”他告诉我，自信的声音铿锵有力，听起来就像开学典礼上的校长发言讲话，“我们将和你的朋友BOZO见面。”

    他眨了眨眼，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而且他这么简单的一句透露显然勾起了我更强的好奇心。但是我无法对夏洛特的快乐感同身受，他眼中的光芒到我眼里就变成了粒粒尘埃。

    他说：“不要忘了，比尔·哈维曾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那些人对自身的安全都有着极度的偏执。连约翰·埃德加·胡佛都给他们树立最好的榜样了，他们怎么能不偏执呢？”夏洛特接来下这句话说得更小声了：“我听说胡佛要去一个目的地，如果能经三次右转弯而到达的话就不会允许他的司机左转弯一次。以前我每每想起比尔·哈维拿手枪的奇怪姿势就会联想到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传染给了他。但是，几个月前的某一天，就在我们安排你去柏林不久前，我的脑子里冒出一种直觉：如果这些该死的拿枪姿势并不是比尔·哈维偏执的表现怎么办？万一这是对实实在在的危险的真实反应呢？假如是他陷入了棘手的麻烦怎么办？”夏洛特伸直了他的食指，“每次我都要想出一个中肯的假设，要不然我就会被‘事实’所迷惑变得停止不前了。

    “所以，我查看了比尔·哈维的档案，就在他的二〇一档案里，全面记录了他是如何被迫从FBI辞职的。现在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而且你还记录了C.G.所说的故事原委，你点点头我就明白了你完全记得整个过程，我也都记得。C.G.透露给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同他的二〇一档案中所记录的完全一样，我期望情况与我当初安排你接近C.G.时所设想的一样。想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吧。她一九五六年所讲的故事竟然出奇地与他一九四七年第一次到情报局时所提供的记录完全吻合，似乎在原始版本上又一字不落地强调了一遍。很明显是当哈维和C.G.在一起时，哈维将二〇一档案中记录的细节填鸭式地告诉了他的新一任夫人，而且我怀疑他总是时不时地跟她重复同样的故事，C.G.才能如此详细地跟你讲述，这就是线索。所以你又学到了一招：在你的工作中，要想把一个故事伪造得天衣无缝，那就要在最初编造它时做到滴水不漏，而且还要一遍一遍谨慎地重复讲述这个故事。”

    “你说得对，但是当你到达柏林时，你也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找到机会和C.G.说上话了啊。”

    “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都要来柏林一趟，”夏洛特说，“你这边的境况明显已经崩溃了。此外，夏洛特和普拉赫之间的摩擦也濒临爆发，盖伦玩得太过了，所以，我不得不出面，虽然我除了自身的直觉以外手上没有掌握任何资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C.G.的录音副本给我添了不少的底气，像上帝赐了我一道护身符。我和比尔一起享用早餐的时候，我一直把它放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它使我更加确信我了解这个我要对付的人。

    “噢，对了，我和哈维是在动物园酒店的酒吧里见的面，他知道我不会在他的地盘见他，当然，我所在的酒店也是他不信任的地方，不过，他决定来酒店见我肯定动用了他所有的资源，比如在酒吧间藏一个监视器什么的。但是那晚在我和你聊完之后，我和酒店管理人员谈了一下，安排了两个我的人整晚待在酒吧间，虽然他们不能安装任何窃听、监视设备，但是至少可以保证哈维的人动不了任何手脚。所以，我们第二天早上见面时，除了可以放在自己身上的微缩工具以外，我们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

    “那你是怎么给哈维录音的？”我问，“他肯定知道你装有窃听器啊。”

    “我身上的确有个窃听器，但是估计哈维没有发现。这是俄国人曾经在波兰测试过的一个克格勃小玩具，你将它装在你中空的鞋跟里，连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