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他本可以把我的那份算在他身上的，但是他太清廉了。我记得在运河屋的某天晚上，我和基特里奇在厨房洗碟子，用的竟是洗衣服的肥皂，她还低声地跟我抱怨：“休·蒙塔古可能是机构里钱包最扁的一个了。”

    “好了，一共是三十八美元七十二美分。”我说。

    “实际上，应该是三十八美元八十二美分。”他说，然后没有任何过渡，他张口就说，“你介意我详细说一下我昨晚想要表达的看法吗？”

    “当然不介意，”我说，“你请说吧。”我曾经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比尔·哈维的事情，得来的却是对我的训诫，说共产主义恶魔是如何如何阴险狡诈。现在我又要一直听他讲，那颗被动的好奇心像性病刺痛一样搞得我痛苦不堪。

    “我要提醒你，”夏洛特说，“俄国的真正实力与军事力量关系不大，我们或许会在别的方面容易受到他们的攻击，布格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伙人，比尔的看法是对的，而我的看法是错的，你能想象这给我带来的影响有多恶劣吗？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比尔的确察觉到了一些我忽略掉的事情，后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论点：你的家人越好，你就越应该提高警惕，更加仔细地留心他们的言谈举止。不管基督徒们留下了什么，俄国人都有能力打击和报复他们，地球上任何人都不应该拥有太多的财富——这个观点太深入人心了，俄国人才会如此凶残，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的邪恶之处。它利用了基督教义最高贵的本质，让我们心怀巨大的罪恶感。核心就是美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坏，所以虔诚的我们充满了罪恶感，毕竟我们只是些富有但没有任何背景的家伙，所以还是怀着一颗穷人的心穿梭于世界之林吧。他们真是太狡猾了，特别是你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你将来遇到的最伟大的爱，寄托于耶稣为那些同样贫穷困苦的人们洗脚的行为之中。”

    “如果这些话出自我之口，你会是什么感觉？你会不会怀疑我究竟是为哪一方效力？”我那挫败的好奇心仍然像胃里的铅一样压抑着我。

    “如果我意识到了我在为错误的一方效力，”他回答道，“我就会觉得叛变是我应该做的，我不希望为恶魔工作。如果我明明已经辨明了哪一方为正义之方而我还要反对它的话，那这就是一种邪恶。但是，正邪的界限一定要分清认准，”他告诉我，“岩浆就是岩浆，精神就是精神。如今邪恶的一方是赤色分子，不是我们，他们狡猾地暗示，他们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真是一派胡言，他们才是真正巴结穷人的人！然而第三世界的人竟然相信他们所说的，就是因为俄国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意识形态。我们的精神‘供给’很充足，但他们传播思想的手段更胜一筹。我们这些人是一步一步、认认真真地独立靠近上帝、信仰上帝的，而苏联能够全体一致地完成信仰的转变，这是因为他们将大众福利给予了人民，而不是上帝。这是一场灾难。裁判只能是上帝而不是人，这是我一直以来都信奉的观点，将来也不会改变。我也相信，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仍然在拼搏，就像上帝的战士一样。”

    我们都沉默了，但是这样沉默地坐在他身旁，我如坐针毡。“你读过克尔恺郭尔吗？”我问——我非常想在休·蒙塔古的博学多才中找出一处漏洞，所以特意问了这么个冷僻的人。

    “当然。”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谦虚，”我说，“我们无从知道我们行为的道德标准，我们可能会在为魔鬼辛苦工作的时候认为我们无比圣洁；相反，我们也可能在为上帝服务的时候产生罪恶感。”

    “噢，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些都与信仰相对，”休·蒙塔古说，“简单相对复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信仰，我可能会使用善良的克尔恺郭尔式的辩证法。为什么不说苏联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