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在的中情局应该区别于这两个部门，你们把所有的克格勃都看作残忍的人。”

    “噢，这话说得不对，”我说，“我们花了几周的时间分析捷尔任斯基从《金碗》中所学到的东西。”

    现在，他开始狂笑，他笑得很大声，而且猛打我的背。鲍里斯真是一个坚实的男人。

    “我喜欢你。”他说。

    “‘眩晕也是一种享受’。”我回答道。

    我们又笑了，我们实际上也互相拥抱了。当欢声笑语过后，他又突然变得很严肃。

    “是的，”他说，“我们待在第一部门就得出国工作，也因此我们有义务研究他国的变化。我们意识到苏维埃系统存在缺陷，这让我们很头疼。尽管受官方机构的策略限制，我们还是尽量把最准确的信息传至国内。我们试图纠正我们伟大的苏维埃梦想，但是，好吧，结果很不理想，我们不应该白费功夫。第一部门的领导比你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苏联所做的是错的。”

    “这并不是我们所得到的印象。”

    “当然不是，在你看来，克格勃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不，太低级了！你说我们是杀手，还是专业训练过的，可是你能说出一个中情局官员因为我们而失去一根手指吗？”

    “干这些事的都是些雇佣帮手。”我说。我突然想到了柏林。

    “是的，”鲍里斯说，“不管是你们雇的还是我们找的，雇佣的人都应下地狱。”

    我沉默了。“什么时候去钓鱼？”我最后问了一句。

    “让钓鱼见鬼去吧，”他说，“让我们再饮一杯。”

    我们又喝了几杯。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他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美国人能够和他交谈。我把他看了个一清二楚，因为他讲俄国人的故事时脸几乎贴着我的脸（我想这是由于他们住在狭小拥挤的公寓里的缘故），因此我趁机偷偷地观察他的脸——他的剃须刀刮过的地方留有一些残茬，鼻孔里的毛发很旺盛，呼出的口气夹杂着汉堡、土耳其香烟、洋葱、伏特加、啤酒的味道，我想他一定有龋齿的烦恼，我并不确定，但嘴里生溃疡似乎能让一个人变诚实。休曾经告诉我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量变引起质变”，至今让我难以忘记。当然，一点口臭完全不同于一个人嘴里完全腐烂的味道。我说这些，是因为我在咖啡桌旁和鲍里斯待了很长时间，因为他坚持要我们称呼彼此布里斯卡和哈利。可以肯定地说，这顿午餐会一直延持续到天黑才结束。太阳向西落下，只在我们眼中留下一角余晖，当太阳落到只能照射到马路上的遮雨棚时，有时，会有一辆小汽车穿过，或者一个醉汉进进出出。

    马萨罗夫不停地讲尼基塔·赫鲁晓夫已经一个小时了，他说，在美国没有人了解苏联，除非他们了解这位总理。他是一个伟人，“他与苏联现在的情形有关，他很伟大，”他长篇大论了一番，“无数人都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俄罗斯人被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杀死了。在内战中，也有无数人丧生，无数人为斯大林的集体农场丧命，无数苏维埃士兵和居民被希特勒杀害。战后，斯大林又开始屠杀，苏联就像一个被家暴的“妻子”，“每天都被自己的丑陋丈夫残暴地虐待，就这样过了四十年。如果她是一位美国人的话，她将憎恨这样的丈夫，但是俄罗斯妻子却给予更多的理解，她知道，在这样的婚姻下，一切都是因为丈夫渴望提高自己。”

    “我糊涂了，”我说，“‘俄罗斯妻子’是谁，谁又是‘丈夫’呢？”

    “噢，”他说，“很显然，‘俄罗斯妻子’就是俄罗斯，‘丈夫’则是共产党。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妻子也有问题，她也许活该挨打。故步自封，只看眼前利益，不愿意向前走。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