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买了一期《生活》杂志，看它的报头——他并不是摄影师，而是图片编辑，他隐瞒了部分实情。这令我很振奋，毕竟摩德纳·墨菲的眼睛还没那么雪亮！

    第二天早晨，我就带着这种想法满怀信心地敲开了她在枫丹白露的门。她在飞机门口给我道别时是那么的甜美。“很高兴你能来，”她说，“我正想和你谈谈，需要和你这样的聪明人说说真心话，”然后她笑了，“你懂的，专家。”她会意地一笑，好像要说些什么。

    她解释说，昨晚很晚才回来，今天一天都要去购物，晚上还有别的约会，但“下午五点到六点半有空，我可以那时候见你” 。

    我们选在枫丹白露的一家酒吧见面。然而在见她之前，下午三点钟左右我遭遇了一场变故——由于和“战线”的人在安全屋会面，而且有会议持续到晚上的迹象，所以恐怕我要错过和摩德纳的约会了。

    我们就资金的问题争吵起来。每看一次时间，我就越发地讨厌这场漫长的争论。最长篇大论的那个人是古巴参议院前任领导人托托·巴尔巴罗，在这次午宴上巴尔巴罗为我们制定了一个每月七十四万五千美元的“战线”预算，用于满足日常生活基本需求。但亨特说，我们每月只能分到十一万五千美元。

    会议变成了一场吵架。“告诉你的‘美国富人’，我们早已看穿了他们的种种托词，”托托·巴尔巴罗大声吼道，“我们不要宣传手册，我们可以驾驭自己的历史车轮。爱德华先生，我提醒你一下，推翻巴蒂斯塔我们没有得到你的任何帮助。所以，给钱买武器，其他的由我们来做。”

    “拜托，托托，”亨特说，“我们的《中立法令》在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

    “你就是个平庸的守法者。在坐满古巴律师的参议院房子里我就是那个大法官，如果我们占优势，那我们不介意用合法方式解决问题。但是，爱德华先生，只要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约束。你是在笑话我们。”

    “你去和他谈。”亨特生气地离开了房间，霍华德懂得什么时候该发火。“战线”的经费就放在那儿，但是现在管钱的“会计先生”已经摔门而出，所以最后，大家都满腹怨气地接受了这十一万五千美元，这才结束了此次会议。通过巴尔巴罗帮忙，我给自己的老同学斯帕克找了一个古巴女人，一个年轻的寡妇，人不是太苛刻。又是一场政治！巴尔巴罗的帮忙为他自己换取了我的一顿晚餐，吃饭当然是次要的，单独见面的机会才是他的目的。我发现向未来借贷的最快方式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当然，我也和摩德纳喝了一杯，并在四点四十五分到了去往迈阿密海滩的堤道上。我终于按时按点到了枫丹白露，并让服务生为我停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