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专业的、受到尊敬并掌握着很大权力的官僚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朝代的特色之一。这一制度优势明显。在欧洲，拿破仑是提倡“为有才能者开路”的第一人，比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晚了好几百年。科举制度始自唐朝，在宋朝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考试更加公平，在选拔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方面更有效率。成为朝廷官员将带来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科举制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确保选拔最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入仕。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共计10000～15000人被选拔为朝廷官员，考试难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据估算，考生至少需将43万字的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

    他们是社会的精英群体，而且没有反对者（党）。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后者的政治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力量，共同参与权力的角逐。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历史朝代中从未出现过拥有税收权力和兵权的封地贵族。在欧洲国家，国王和王后经常需要与贵族协商谈判，通过提供贷款，提供军队，或为贵族征兵提供资金来取悦贵族。中国的帝王无须为此伤脑筋——他控制着军队，也通过官僚机构直接控制着帝国的其他资源。

    中国也未像欧洲那样，形成拥有土地和权力的强大的宗教势力。这一点也是中国与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极大不同。在欧洲，教会通过下辖教区收取多种赋税，手握生杀大权，能让你上天堂，也能让你下地狱。宗教势力对欧洲政坛的深入染指和控制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它们资助侵略，打压政府，折腾出各种各样的麻烦。教会还与国王争夺民心。同样，中国的帝王无须为这些事烦忧。事实上，中国帝王扶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人生的思考方式。如果有人胆敢违反应该遵从的社会秩序，他将不能获得来世。汉代，提倡服从世俗政权的儒家在政治上取得独尊地位，成为意识形态中长盛不衰的指导思想。对来世的承诺使得人们容易被有政治意图的另一群人操纵，也是不能控制来世的政府的短板。

    最后一点不同在于，中国城市中兴起的各种行会坚定地服从于官僚阶层，而欧洲的行会在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发展起自己的行业规则，随着财富的增长，行会对所在城市乃至地区政坛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这一点可能是因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不是由统一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城邦、小公国、教会、贵族都控制着部分土地。在这种分割治理的环境里，城市中的商人有足够的空间积聚财富，因而资本主义能够成气候，商人可以利用手中的金钱营造影响力，雇佣军队来保护自己。而中国在此之前很久已成为统一的国家，商人从未获得机会赢得立足之地，如果他们过于强大，就经常面临着要么被收拾掉，要么服从官僚与之合作的局面。

    因而，总体说来，帝王和官僚机构自汉代以来就是权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与这种统一的权力体系不同，欧洲的历史也是各种力量，包括物质的、经济的和精神上的力量之间的角逐史。

    中国的官僚体制运行了好几百年，对于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业一直在经济中占据基础地位）来说，一般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官员需要保障城市的粮食供应，保障军队给养，保障朝廷和自身的优渥生活。以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著称的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在治理温和的宋朝时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官员选拔制度使得有贤能的人能够进入权力体系。这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有益的，意味着国王、教会以及封地贵族精英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得以避免。纵观中国各朝代的战争，莫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在欧洲，军事征服只是意味着与所有相关势力的谈判的开始。罗马衰落之后，欧洲一直等到欧盟成立，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