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在此之前，共和党还是相当的自由派，或者说非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期1969～1974年）竞选时像个保守主义者，上任后却宣布增税，引进环保法规，尝试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所有这些作为都会被今天保守派政治人物视为“自由派”而不屑一顾。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终于发现了其价值观的推行者——颇有人缘的里根（任期1981～1989年）。里根政府宣布减税，尤其是为高收入者减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削弱工会的力量。这是真正的保守派纲领。经过老布什（他提高了税率）和克林顿（他终归未能纠正多少里根的作为）时期的短暂调整停顿后，小布什上台，继续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无视环境问题，彻头彻尾地像一个激进保护主义者那样行事，尤其是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方面。

    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策所赐，今日美国的收入平等状况要逊色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克鲁格曼认为，保守主义所实现的，是收入分配方式的相对永久的改变。收入差距因而拉大。大公司的CEO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70年代美国CEO的平均年薪为12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现在，前者为900万美元，与后者的差距扩大到370倍。

    而且，由于税收规则的变化，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也加大了。小布什时期以来，富人得以将更多财富留在手中，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1%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当然还有州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小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税。这也是当今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此举造成财富于几代人间聚集在富裕阶层，从而维持着不平等局面。这意味着富爸爸的孩子比穷爸爸的孩子更有可能干得好，相当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大。

    里根减税，老布什和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再减税，收入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税率水平上，也渗透进文化中。以上我们了解到的资本家得到更多收入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以多种方式衡量，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你的孩子强过你的可能性）低于欧洲。在美国，孩子能否进一所好学校更多地取决于家长的财力和教育背景。孩子未来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社会流动性——让一个贫困家庭里出来的黑人成为总统的魔力，也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动机之一——正面临威胁。

    克鲁格曼教授和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想实现全民医保？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大不是由技术革新、移民或者与中国或随便哪个国家的贸易造成的，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成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欧洲也一样和中国开展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技术革新，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迅速拉大的收入失衡。

    克鲁格曼的对策是恢复罗斯福新政的一些重要元素。在他的规划中，医疗是中心，因为他相信医疗保障能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直接和重要的改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

    构建医疗体系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想必中国的领导人在这几年重建医疗体系的辛碌中对此深有体会。这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医疗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克鲁格曼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改进建议。想必这是中国感兴趣的，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之有着惊人相似。比如，看病都很贵，低收入者求医都很难，体系改革均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美国纳税人只有到65岁以后，才能进入医疗补助（Medicaid）项目，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