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如何制定药品价格？当然应该定低些。但是，医药公司怎么赚取足够的利润支持新的研发？医生的薪酬怎么支付？是否与业绩挂钩，他们的业绩又该怎样衡量？如果靠国家财政给医院拨款，没有市场竞争，又怎么保障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予以回答的，确实非常棘手。

    具体到美国。克鲁格曼认为理想的模式可以是拓展医疗补助，使其覆盖每一个人。当然，这需要税收收入大幅增加，他认为很难实现。因此，他提出了如下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第一，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使他们能够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第二，通过将保费与投保人所居住的社区相挂钩，而不是与个人挂钩，阻止保险公司设定过高的医疗保险费用。

    第三，迫使人人购买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杜绝搭便车者。

    第四，在自愿的基础上，向所有人开放医疗保险项目。因为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更有效率，这样的话私人的医疗保险机构将逐渐边缘化。

    奥巴马政府自然正在忙着做这些事。就在本章写作的2009年5月，美国政府里的一部分人正在忙着制订一个计划，帮助每一个人得到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祝他们好运！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知道这将是脱胎换骨的成就。未来的中国也会这样。

    在克鲁格曼眼中，医保是美国民主党的重要的战略性议题。如果自由派能够证明，政府能够给出务实、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个比私人部门更高明的办法，他们就可以对私人部门才能够最好地满足生命的各种需求的说法予以有力地回击。换而言之，在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医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奥巴马能够实现全民医保，将为他迎来巨大的胜利，可以弥补其他很多方面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的失败。“社会化”这个字眼将不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本章的开头，我们提出中国是否是造成美国收入失衡拉大的原因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证据表明，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和技术获得的溢价、税收法规的改变以及企业为员工负担的医保缴费的逐步下降，才是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这几年来的经验一无是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到了以下四点教训。

    第一点，成功的制度改革，能够重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也能够重新对制度进行改革。不要以为今天的美国经济与它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甚至80年代时一样。资本主义也能发生变化。无疑，今天你在美国看到的资本主义与你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资本主义也不一样。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形式，这与制度有关。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了解到的——制度也可以被改变。但这种改革并非易事，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努力，需要不同政府部门间大量的协调，需要公众的支持，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关乎政治的全部。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拉大，但这不太可能是因为同中国的贸易造成的。而且，今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面临的收入不平等也不一样（这一问题我们已在第五章讨论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今天，中国那样的经济体会像20世纪初的美国那般增长，经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农业中富余的大量劳动力被工业吸收后自然发生的。由此，劳动力的大量供应保持了工资水平的稳定。但与此同时，稀缺资本的占有者的投资利润在上升。这样的动态预计将出现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就不能有所作为，降低负面效应。政府可以做到。

    但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今天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制度是起作用的。简单地说，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具体到本章的话题，就是税收、社保福利、工会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