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压缩其规模。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好，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政府运作的补贴基金。突然之间，中小企业不得不走门路跑关系乞求获得补贴。允许真正的小型私人银行开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可以是更好的对策，但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做法。

    税收收入中很少的比率投入医保，结果社保负担基本上落在企业和员工身上。农民工仍然缺乏动力参加社保，因为当他们像候鸟般迁徙时，带不走缴纳的保费。简短地说，这几年中国民生领域发生的变化不像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彻底。但中国也未曾面临真正的危机，这意味推动真正的变革的难度更大。如果这些改革的努力能够持续地稳步推进，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得以重塑。中国发生的变化像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一样，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这一结果并不十分确定——进展过于缓慢，并且走走停停。

    第三点教训是，自由派纲领可能走得过远。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加深时，有可能产生很大浪费。税收滚滚时政府容易掠夺成性，商业可能面临过多监管。理论上说，如果政府从努力保证机会的平等转变为努力保证结果的平等，问题就来了。

    这一点在近几十年的欧洲表现出来。工会势力过分强大时，经济会降至冰点。如果工会能够迫使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就业，企业就会被折腾得够呛，进而连累经济。20世纪70年代工会运动闹腾得英国经济几近停顿：电力企业、煤矿闹罢工，其他行业工人加入罢工队伍以示声援，英国经济瘫痪。今天的法国经济亦受类似原因困扰，工人罢工抗议慷慨的福利国家发生改变。这样的福利国家要求你付出一生收入的80%，以便你在万一被老板炒鱿鱼的一两年里得到保障。这无疑是非常慷慨的福利，企业也因此不太敢雇人。万一请来一位不干活的大爷，或者发现他不能胜任工作，你还不得不承担这些成本，那谁还敢轻易雇人？如果对高收入者征税过高（部分国家曾出现过的90%的边际税率，实在是高到离谱），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一个健康的经济必须存在成功者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长非常辉煌。另外，克鲁格曼忽视了政府干预过多、工会势力过强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对美国经济过去30年表现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给予应有的肯定。

    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走出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寻求将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适宜的解决机制，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适当的契合点。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机会的平等和健康的竞争。当然，说来容易，魔鬼在细节里。要想真正理解如何保持适当的平衡，需要成为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的专家。要知道哪些政策起作用哪些不管用，以及如何在市场和监管之间拿捏好分寸，你需要的答案得是技术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大画面。这是当前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做的——得到各种公共政策问题的技术性答案。在美国，他们还在为一些“大”问题掐架。美国的左派（很多人心目中以奥巴马为代表）在欧洲人看来是理性的。一些美国右翼人物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基本是疯子。但即使在美国，很多出色的政策作业也是由分析家们完成的，他们在政治的中心研究如何进行社保改革、教育改革，怎样最大程度地改善失业救助体系。

    在中国也一样，公共政策具有越来越强的技术性，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小而具体。这是好事。似乎中间偏左的路线是最佳经济发展的道路的共识已逐步达成。这里面也包含了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竞争的元素。多数城里人看来赞成实施农村免费教育和全面医保，以及提高工作场所安全和社保的努力措施。这些领域的真正分歧在于何为实施这些政策的最佳方式。《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