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大大慢于高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的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Samuelson Effect)。我们需要解释这一理论成立的一个假设，即何谓高端劳动力？一个高端劳动力等于一个低端劳动力加上资本吗？实际上，低端劳动力提高技术的唯一手段是通过教育和技术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而教育需要资源。一般说来，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有机会使更多人接受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这就是美国和英国高端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多的原因。人力资本是资本，当这些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发挥比较优势是明智的。

    最初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时，中国只能生产非常简单的服装和塑料玩具。这类制造业需要大量低端劳动力，只需少量资本购买非常简单的工具即可，出口这类商品显然十分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企业主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工人的薪酬得以增加，尽管工作十分辛苦，很多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状况依然堪忧。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商人们开始有机会用更多资本购置更多机器设备，他们开始有了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想法。大量人手是仍然需要的（想想电脑装配线），但也需要大量资本。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资本获得了很多补贴。换句话说，便宜的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相对成本在下降。

    最终，丰厚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成本开始上升。这种情况发生在2003/2004年，广东和国内其他出口地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政府提高劳动者社保待遇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社保缴费等也推高了实际工资。所有这些导致一些地方劳动力成本几乎上升到与资金成本相等的水平。这是深圳等地一些企业宁愿花大价钱投资昂贵的设备，节省上千甚至更多劳动力的原因。2007年我在深圳出口企业调研时，那里的企业主不无得意地向我展示新买的能干几百个人的活儿的设备。他们觉得，由于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不止薪酬，还有2003年以来工人跳槽增多导致的管理成本上升，还是投资资本密集型的设备更划算。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它提醒人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但是，也许中国仍然处于这一转变的最初阶段。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中国仍然有大量人口，今天，劳动力的相对数量仍然超过资本。很多遵循这一事实发展的企业仍会成功，即使它们不高调，不着意吸引媒体眼球。2008年在温州，一个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老总骄傲地告诉我，他以生产打火机为荣，压根儿没想过什么“升级”。为什么要改变呢——他的厂子里那么多人为他干活，放眼世界，谁与争锋？他对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税费等政策工具推动产业升级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增加更多资本积累。实际工资的绝对额将会上升，原因是人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在不断增加，因此生产能力也相应提高。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的企业数目会增多，中国将出口更多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总的来说，这是好事。我们不应对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或者非洲感到担心。或者说，我们不应担心适当的时候制造业发生的地域转移。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那一天，意味着中国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生产活动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说存在什么危险的话，或者说在全球经济爆发危机之前存在危险的话，那就是决策者鼓励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的愿望和行动太过迫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