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可通过减税等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看起来很美，人们都喜欢“高科技”，但一个大问题是，过快追求产业升级会抑制就业岗位的产生。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的重要资源——劳动力的浪费，而且冒着造成结构性失业的风险。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产业升级推进过快呢？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对促进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一部分激励措施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放回到创造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疑，成功把握这一过程的节奏是非常困难的。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美国和欧洲，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对这些万里之外地方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一个贸易难题

    现在想来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在20年前，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的工资水平没有受到二战以后贸易大幅扩张的影响。克鲁格曼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他以优雅清新的笔触阐释了为什么一般贸易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当时发生的事。他解释说，“产业内”贸易是关键，也就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贸易。

    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业内贸易在美国贸易中占据主流，因为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大多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企业间的贸易基本在产业内进行，彼此相互买卖配件和原材料，这就是产业内贸易。当某美国企业与某欧洲企业开展贸易时，它们贸易的产品通常出自同一行业。这一贸易并不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为欧洲和美国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出于其他原因。

    它们之间仍然进行大量贸易的原因在于，两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同——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文化结构。背后的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一旦某一对外贸易活跃的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它将比其他地域的条件与其相当但缺乏经济规模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位于其他地域的类似企业可能不仅输在国外市场上，同时也输在国内，意味着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倒闭。也就是说，二战以后，贸易不再由比较贸易理论驱动。

    克鲁格曼创建了一个模型，显示当产业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占据主导时，收入再分配受限。“International tradeand Income Distribution：A Reconsideration”，1979，换言之，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相对高端劳动力不再下降。事实上，克鲁格曼发现，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贸易双方的劳动力都能获得较高工资，没有哪一方的工资相对哪一方下降。大家都从贸易中受益。

    克鲁格曼相信，近30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极大增加——2006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自1989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尽管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不可忽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给其他国家制造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同样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

    所以，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同时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额扩大，传统贸易理论就应该能发挥作用了，美国低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相应下降。

    然而，这样简单的推论是有问题的。看看美国从中国手中实际买了什么，你会惊奇地见到高科技产品，大部分是电脑、Ipod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在这里请记住丹尼·罗德里克的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相类似。当然，中国出口中还有大量的服装、玩具和简单的塑料制品，但是，外部世界对华进口的平均附加值相对提高了。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未曾预言的。中国本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