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的岗位，还是低收入的岗位？理论上说，美国应该进口低端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如果这样做的话，意味着美国的低端劳动力将失去工作，进而拉大收入差距。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他们的（人力）资本不高。但是，劳伦斯发现，总体看来，美国进口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工资高于美国国内同行。

    乍一听来有点费解。但如果你还记得克鲁格曼早期所做的工作，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一贸易是由专业化而不是比较优势推动的。企业从相似国家的同类企业买入配件。这意味着美国贸易扩张整体上不太可能对相对工资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对华贸易当然是不同的，劳伦斯发现，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包含的工资水平很低，因而意味着可以替代美国低收入劳动力。这又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更有可能影响的是美国的低收入行业，这些行业在价值链中恰好位于它们上方。但劳伦斯还发现，工资含量迅速上升，就是说进口变得更加复杂了。同样，原因可能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复杂产品的最终装配站。

    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劳伦斯认为，贸易也不是工资趋势背后的主要因素。其他经济学家也发现，对华贸易对美国工资水平产生的效应是有限的。简言之，结论是，即使从模型上看贸易影响工资的理论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这一影响非常小。

    因此，如果美国收入分化加大不能归罪于不断扩大的对华及其他国家贸易，那原因是什么呢？劳伦斯希望对三个不同的理论加以验证。第一个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因为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他猜测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获得的收入水平或许会较高，只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可能不会挣到高工资。经济学家普遍认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具备的生产率越高，因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家长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但在很多其他文化中，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在内，似乎还不十分理解这一点）。第二个理论是，劳伦斯假定，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劳动力赚走所有的钱，普通劳动力成为输家。第三个理论是，大多数利润进入了资本家（企业主）的腰包，工人成为输家（信奉马克思的朋友应该认为这是问题所在）。

    经过对数据的多重分析和比较，劳伦斯发现，主要的原因是第三个理论。资本家分得了收入蛋糕中最大的一块。我们不妨花一丁点儿时间解释其背后的理论。当一个经济体扩大时，它会创造出收入。GDP规模可以通过核算该经济体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来衡量。但是当然，个人和企业因为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报酬，因此，GDP也是个人和企业（以及政府）得到的收入总额。收入对工人来说是工资，对企业来说是利润，对政府而言当然是税收。

    1970～1999年间，在美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收入中，美国工人获得了其中的66%。并且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非常稳定，即便美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2000～2006年间，该比率降至63.9%，比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降1.6个百分点。听上去降幅不大，但这一比率几乎未曾变动过，因此，任何一点的变动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是巨大的。2006～2008年间，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为自1929年以来最高。也就是说，伴随强劲的增长而来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企业主，而分给在工厂里、办公桌旁干活的人的部分少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企业主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多于工人所得。但对于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稍候我们将解释原因；而对于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并不一定要如此）。

    美国工资步履蹒跚的真正原因：国内政策

    因此，如果说资本所有者从美国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