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卖得好，小说要具有一些类似于“杂志”的特性，每隔几个月就要出一本，这样可以养成读者“定期购入”的购买习惯。那个时期，我作为新人，经验匮乏，也没有得奖的作品，对于销售层面上的要求，是没有反驳的理由的。

    包含分数的标题，除了和以外，全部是应总编的要求起的。我当时对这样的战略也多少存有疑问，虽然照做了，但是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对读者不够诚实的感觉。不过分数作为数学用语，其相性与本格作品特有的数学性十分贴切，而且整体给人的感觉也不错。事实上，因为这种分数的标题，吉敷竹史系列在当时卖得也不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一些很勉强的感觉。

    Q：以江户时代为舞台的悬疑《半七捕物帖》已经在台湾出版了，这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作品。先生在描写“吉敷竹史刑事”时，对要做出一个与古今悬疑作品中的刑事完全不同的角色、所承载的使命、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有没有一个考量呢？

    岛田：实话实说，在创作他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你这么一问，我倒是在写御手洗洁的时候想过这些问题。但是，他对当时的日本人具有非常强的挑战性，这就造成了很难做到与读者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而在创作吉敷竹史的时候，他只是作为当时日本社会个体一般性的存在，他的使命，应该就是执行一个刑警应做的搜查吧。正因为如此，他的行事方式没有任何与常识相抵触的。他不是一个私家侦探，而是具备刑事搜查资格的职业刑警。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还要同日本社会固有的前例如重视惰性、傲慢的排他性进行战斗。时至今日，他仍然在同拥有固有劣根性的日本组织在一些问题点上做着不懈的斗争。

    Q：执笔的时候，您是否有化身御手洗洁或者吉敷竹史解决事件的感觉？

    岛田：我在现实之中，从事过很多关于刑事事件的冤罪救济活动。正是因为如此，对于现实事件的复杂性与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心知肚明的。不管你具备多强的推理能力与行动力，仍然不能指望会有一个理想的结果。现实之中，司法可以凭借极其有限的材料便做出危险的有罪判决，同时一般的社会常识对这类判决深信不疑。我们就是要同这种野蛮的道德观进行最为直接的斗争。所以作品之中的御手洗洁和吉敷竹史对于我自身而言，虽然有一些共通的层面，但还是具有本质不同的。冤罪救济的困难，从事这项工作所带来的反感，都会时刻萦绕在你的周围。

    执笔时所考虑的问题是每部作品之间不同的倾向性。现实可以作为一种依托，就像是一颗梦的种子，在其上构造出整个事件，这个时候可以将自己的一些理想很好地表达出来。但要是说把自己想像成吉敷刑事这样的事，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不管是他还是御手洗洁，都与我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Q：先生的作品之中提到过好莱坞，而现实之中您也在洛城住过。您认为洛杉矶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岛田：我在《好莱坞凭证》中写过好莱坞的演艺界。那种走上世界顶峰、恣意的拜金与欲望，具有很强的故事性。真的十分有趣。但是当你真正融入那个世界的话就会发现，那里平日的生活，甚至比东京还要平稳，没有刺激感，甚至有点无聊。拿小学生的生活为例，日本的小学生，和朋友们一起坐电车上下学，放学的时候，可以在繁华的街道上自由漫步，可以吃吃东西、照照大头贴什么的。但是在洛杉矶的孩子，特别是富裕的阶层，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这里既没有电车，也存在着被诱拐的危险，所以父母会每日接送上下学。所以孩子们接触不到除了家与学校以外的世界。小孩们只能在家周围玩。如果没有看到家长在看管的话，警察会通知他们，让他们注意。在美国，儿童是被视作国家财富来看待的。

    成人们的生活也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