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明清商人便生动地诠释了这一论断。一个国家的资产阶层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

    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发达之后，便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谓“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明代学者王士性总结道：“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或投靠结交权贵，或投资于本族子弟，促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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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