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篇》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学者杨联陛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989－1052）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仲治齐，很快就成为最强盛的国家，齐桓公曾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俨然成为诸国的盟主，《史记》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整个春秋时期，齐桓公是第一个霸主。

    然而，无论是齐桓公还是管仲，都没有取周而代之的雄心，也没有兼并各国的想法。他们理想中的霸业，就是成为列强中的老大，当一个“国际警察”。因此在国际事务中，管仲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齐国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是当时无人敢于争锋的兵力，管仲却没有用它去征伐四野，而是“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终齐桓公一代，只灭过谭、

    遂两个小国，甚至当宋、郑等邻国发生了内乱之后，管仲还设法帮助其君主复国。在国际公共关系上，管仲也显得大手大脚，他派游士驾着高头大马，载满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到各国去访问（“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当其他国家的使节到齐国来时，管仲则让他们空囊而来，满载而归（“垂囊而入，稛载而归。”）。

    管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两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齐国旁边有两个小国，莒国和莱国，多年以来与齐摩擦不断。齐桓公即位后问计于管仲，“莒、莱两国又有农田，又特产紫草（一种染料作物），国力不弱，如何对付？”管仲说“这两个国家出产紫草，而我们却出产铜，您就派遣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在去采矿冶铜，铸成货币，再用它高价购买两国的紫草。”

    莒、莱两国的国君听说齐国高价收购紫草，当然大喜过望，在他们看来，铜币是人们所珍重的，而紫草则是我国特产，用我们的特产换取齐国所有的铜币，这样一来，齐国终将被我们兼并。于是，两国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纷纷放弃了粮食生产，而去种植获利更高的紫草。第二年，管仲突然命令所有采矿冶铜的士兵全部回去种粮。然后，停止向莒、莱两国进口紫草。如此一来，两国粮价顿时大涨，每钟粮食竟高达370钱，而齐国的粮价只有每钟10钱，莒、莱之民纷纷投靠齐国。经此一役，两国国力大减，不得不归附齐国。

    另外一场商战发生在齐和鲁、梁之间。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齐鲁”。

    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色彩光亮、质地丝滑的丝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