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究竟谁穿了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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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函的结尾同样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我们等待你们的“自动进入法律程序”,奉陪到底。但要声明,此次复函既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请你们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纸张,如再来函恕不答复,连看也不看,扔到最肮脏的地方,与垃圾为伍。
有媒体报道说,养生堂之所以停止生产纯净水,原因之一是了解到上海市教委此前曾发出文件明文规定,中小学生不准饮用纯净水。上海《文汇报》著名记者万润龙、蒋萍就此专门走访了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处长武林及该处女干部朱月平。他们向记者明确表示,市教委从未“明文规定”过中小学生“不准喝纯净水”,而只是下过“不应在中小学校推荐饮用纯净水”的文件。
武处长说,根据他个人调查,学校和家长对纯净水是欢迎的。其原因一是方便、卫生,二是适合孩子们的口味。但在收费上各校不平衡,有的学校向学生供应纯净水每月收取3-5元“饮水费”,也有的学校收得较高,一些家长有意见。此外,一些纯水生产厂家向学校、幼儿园送桶装水,由于运输及保管等因素,容易产生二次污染。考虑到这些情况,所以市教委下文,强调不应该在中小学、幼儿园推荐饮用纯净水。至于孩子们自带纯净水或中小学生在家饮用纯净水,市教委从未下文禁止过。
再让我们回过头看看养生堂公司轰动一时的水仙花生长状况对比实验,其对比的科学性一直受到广泛的质疑。广东乐百氏董事长何伯权调侃道:如果说天然水营养丰富有利于水仙花生长,那我们用粪水岂不是更有营养?难道我们都要去喝粪水?“依我看,假如评选2000年十大伪科学,农夫山泉的‘水仙花实验’一定会榜上有名。”
《中国企业报》引用一位曾在养生堂公司核心部门工作的人士的话说,早在1999年8月,该公司就已开始策划“水仙花实验计划”,主持这项实验的正是养生堂方面一再宣称的“浙江大学白海波博士”。但浙江大学随即否认了这项实验,该校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的一份证明函称:“白海波博士于1998年2月至2000年1月,在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工作两年,后去养生堂工作。在浙江大学期间,没有进行‘水和生命’课题科研工作。”实际上,白当时的角色是养生堂公司天然药物研究所副所长。
面对来自各方有理有据的质疑和反击,在6月8日杭州西子国宾馆记者恳谈会上,养生堂总裁钟衐衐一再表示,“我们从来没有说纯净水有害,我只是说有问题、无益,我们现在还没有最后结论,我们还在继续实验,因为实验需要时间”云云,请记者们为他平反昭雪。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还没有最后结论”的“科学实验”,养生堂公司却匆匆忙忙将之推向全国3亿少年儿童,以期实现“科学普及”的“美好愿望”。
这正如《浙江青年报》记者在养生堂公司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不得不发出的尖锐疑问:我想请问钟衐衐总裁,你是把自己定位在推翻纯净水旧商业秩序的希特勒呢,还是定位在建立新饮水观念的哥白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