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学悟等诸多科技精英，他们或出身欧美名校，或就职跨国大公司，原本都有优厚舒适的事业生活，全是被范旭东的精诚感动，毅然追随他四海漂泊，在残败苦寒中尝尽百难，后来的三十年里，这些人一直是国家化工业的领导者。“商之大者，为国为民”，说的正是象他这样的人呀。

    范旭东的多年同事侯德榜回忆，“先生当公司总经理三十余年，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据他的儿子范果恒回忆，即使在生意顺利的天津时期，家里的生活也还是比较拘谨的。那时候家里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从老家湖南乡下运来，因为这样比在北京、天津购粮要便宜一些。重庆时期，范旭东的收入经常不够养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饰帮补家计。范旭东逝后，重庆二十多个团体组织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写的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写的是“力行致用。”

    范旭东是不是被宋子文“逼死”的，后世说法不一。不过，在1945年的经济复兴中，民营企业家被彻底边缘化乃至遭到利益剥夺，却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卢作孚和荣德生的遭遇。

    卢作孚的战后扩张计划也很庞大。当时，加拿大政府为了防止战后生产萎缩，通过了一个《输出信用保险法案》，由政府为外商担保，向加拿大银行贷款，用以订购该国的工业产品。卢作孚向加拿大订购6艘大型客货轮和12艘中小型客货轮，并因此申请到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贷款1500万加元。这一贷款同样需要得到民国政府的担保。因为卢的声望实在很高，蒋介石在他的申请报告上亲笔签字批准，可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却提出了条件，要求民生将所订购的轮船抵押给政府，在偿清贷款之前这些轮船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给民生使用。这一额外的条件显然埋有伏笔，在日后，政府很可能利用经济危机或信贷紧缩的办法，逼迫民生还钱，进而控制其股份。这一手法，并不鲜见。卢作孚当然不从。他转而向美国买了十多艘退役军用船只，这些船虽然售价便宜，但是改装费是船价的几倍，卢作孚迫于无奈，也只好退求其次。他还跟民营的金城银行合资成立了一家轮船公司，用银行的钱购进三艘新船。民生的加拿大贷款案一拖再拖，后来还是达成了，但是，等这些船交付的时候，已经是兵荒马乱的1948年底了。

    民生公司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国营的轮船公司却是格外的滋润，政府控股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接受大战中的惟一赢家，它把日伪的所有轮船及码头设施全数吃下。抗战时，民生船只近3万吨，官营轮船招商局只有2.3万吨，其中实际航运的不过0.18万吨，到1947年，轮船招商局的吨位已跃居到了34万余吨，完全垄断长江下游和沿海运输业务，而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民生公司此时只有5万余吨。此时担任招商局经理的正是几年前与陈仪一起祸闽被陈嘉庚驱走的“先烈侄子”徐学禹，他竟扬言要“吃”掉民生。这一次，从不发火的卢作孚也无法控制愤怒，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面痛斥徐学禹。他还通过23位参政员在参政会上提案，“招商局应加入民间资本，改组为民营轮船公司，使能与其他民营轮船公司平等分配航线范围，以发展我国航业。”此议理所当然地被宋子文否决。为了表达对民生的“尊重”和补偿，政府拨了几艘登陆艇给卢作孚，卢不无怨气地说：“其实，这东西男不男，女不女的，改装都不好改，现在还放着没动。”

    荣家碰到的情况更荒唐。战争一结束，被压抑了八年的荣家顿时觉得翻身之日到了，在1945年10月，荣德生的二儿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了《接收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提出在中国的日本纺织厂应予接收，“分配给在战时受到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