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国的纺织工业。

    据何廉的回忆，他曾与宋子文就纺织业的国营化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他以《总原则》为根据，认为政府应该立即把接收的轻工业交给私营企业经营，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敌产作为政府股本搞联营形式、或者规定条件出租，或者干脆估价后出售给私营企业，以充分利用他们在这方面的管理经验，也有益于市场竞争。”宋的回答是：“纺织工业的管理并不十分困难。而且，政府需款孔急，轻纺工业非常有利可图，为什么要让私营企业家获利，而不让政府这样做？”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商会特别电请南京政府行政院，认为“自政府接收敌伪工厂物资之后，耽于近利，不惜以此为弥补赤字财政之不合理计算，设立中国纺建公司、中国蚕丝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於显然违反经建原则之下，展开与民争利之压迫，以致与此有关之民族工业，危如累卵”，提出为“维护民族工业，已经国营之中纺、中蚕、糖业等公司，迅予改归民营”。此电没有得到回复。

    在民国企业史上，孔祥熙对银行业的突袭以及宋子文对纺织业的收网，是两次具决定意义的“经济战役”，两个数百年间均由民间经营的、生机勃勃的重要产业从此被彻底的国营化。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从产量计，国家资本从此控制了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此外，铁路和银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个强大而垄断国家资本主义格局全面形成。统计显示，到1948年上半年，国家产业资本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

    杨小凯在他的经济史笔记里评论说：“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个国营化也是中国后来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基础，它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之一。”

    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为工厂的复兴忙碌着。早在去年的9月，他与陈光甫、卢作孚等人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工商国际开发会议，所有的人都看了战胜的曙光，范旭东连夜拟定了战后复兴计划，其中包括扩充天津的永利碱厂、修复南京铔厂、完成四川的铵厂和硫酸厂工程以及在湖南新建炼焦厂、玻璃厂、水泥厂等等，扩建和新建工厂总数为十个，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为此，范旭东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1600万美元。1945年初，在陈光甫的居中帮助下，美方同意了他的申请，不过要求国民政府居中担保。范旭东郑重其事地向行政院上递了借款报告。数月下来，渺无音讯，范数次催促，竟得到宋子文托人传来的转告之词，“如果宋先生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范愤而拒绝，他对永利老臣、宋子文的哈佛同学孙学悟说，“近因胜利，看见我们许多高官厚禄的老友，伸长手臂向空中乱抓，实在不过意，但若辈乐此不疲，民族休矣。”

    不久，行政院正式批复，对永利的担保申请“不予批准。”范旭东忿极攻心，一病不起，终于黯然弃世，终年只有61岁。在逝前，昏迷中的他用手拼命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铁链——”，其临终遗言是，“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范旭东毕生拼斗于中国化工业的振兴，生为此虑，死不瞑目，实在是本部企业史上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以书生意气投身商业，日思夜想，全为报国，数十年间惨淡经营，无中有生，独力催孕出中国的化工产业。在他的周围环绕着侯德榜、陈调甫、李烛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