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地用一种断断续续的口气说，要对准章鱼的身首结合部，这样刀锋更容易进入。卡勃洛温斯基弯着腰，头发垂落到眼前，根本不听使唤。他做着怪脸，双手痉挛，用尽全身力气将刀尖插进章鱼的内脏里去。我交叉着双腿，坐在厨房那一头，抽着烟。我凝视着从过滤嘴里飘出的缕缕青烟，考虑是否要去参加奥地利使馆的招待会。我从中能期待些什么呢？下周三那次晚会的全过程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将会穿上深色外套，系上黑色领带。在人口处我会拿出请帖。在枝型水晶灯底下，到处是裸露的肩膀，珠宝首饰以及晚礼服的缎子翻领。我慢吞吞地从这个厅走到那个厅，目光微微倾斜。我不说也不笑，我笔直向前走，靠近窗口。我用一个手指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马路。夜晚一片漆黑。在下雨吗？我放下窗帘，走到自助餐台前。在一组客人的背后，我站着不动。一位大使将会如此说：我国的情况非常健康。自从我国政府定期召开的会议开幕以来，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又是建立在不带讨好意味的总结基础之上。这样一种结论之所以富有意义是因为它是在一种非常强制性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我将会听他讲。他的讲话充满自信，令人肃然起敬。他解释道，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背景之下，议事日程中的不同议题得以逐一研究：会议的进展表明，由于富有成果的相互磋商，大量的事实得以澄清，使每一个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从此之后，在会上表达的各种要求有了质的变化，这些新的要求名目繁多：目标中的现实主义，各种能力的结合，管理中的严格。严格。这个词使我发笑；我竭力不让自己笑出来，我半转身子，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走进客厅。我将会离开，当然不会忘记在前厅取回自己的围巾。回到家里，我会对爱德蒙松说，那些外交官们纷纷围在我的身边想听我谈谈裁军问题，而女人们统统挤到我的那一小组的边上来，我手中拿着酒杯，向大家发表演说。严肃、审慎而又博学的艾根恰夫顿先生，也就是奥地利大使本人，却向我承认，我的推理严密细致，我的逻辑无懈可击，他为之而深感敬佩，最后他还诚恳地说，他对我的美貌十分倾倒。这时候，爱德蒙松抬起眼睛，她的颧骨突起：她笑了。后来呢？我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水龙头前将我的烟蒂捏灭。我顺便瞥了一眼那条章鱼。它的上半身已经剥掉了皮，变得十分光滑。卡勃洛温斯基终于将灰色的皮剥了一部份下来。但不管他怎么努力，还是不能把最大的那只触手的皮剥下来。他用刀刃在吸盘的部位轻轻敲了几下，然后割开切口想把皮剥下来。他的感冒增加了他的难度：刚才一个强烈的喷嚏使他停下来，不得不擦干手指去干别的事。

    26）我听到电话铃声之后，几乎是奔跑着快步穿过走廊去接电话。这是一个打错的电话，对方找的是这里以前的房客。灰蒙蒙的光线透过珠罗纱窗帘照亮了整个房间。我把话筒搁在我的老式电话的平衡架上，绕着书桌沉思地转了一圈，在窗前立定。外面正下着雨。马路湿漉漉的，人行道显得阴沉沉的。车辆都停靠着，停下来的车子上盖满了雨水。行人急匆匆地穿过马路，我对面的那幢现代化的大楼是邮电局，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我面前的玻璃窗上盖上了一层水汽。透过这层薄薄的雾气，我观察过往的行人，他们进去投寄邮件。在雨幕下，他们好像都是密探：他们在信箱前立定，从大衣里掏出信封，因为怕被雨水淋湿，他们将信迅速地塞进那条缝口，然后竖起衣领来躲避雨水。我把脸靠近窗口，双眼贴在玻璃上。我突然感觉到这些人好像都处在一个大的玻璃鱼缸里。也许他们害怕了？玻璃鱼缸慢慢地充满了。

    27）我坐在床上，双手抱着头（我老是做出这类极端的姿势），心想人们并不是怕下雨。刚从理发店里出来的人才怕被雨淋着，然而没有一个人担心雨会一直下个不停，连续不断的雨流使一切消失——毁灭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