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要论点应该怎么怎么样时,他们站了起来。他们大约以为我已经被他们说服,就对我们说可以去看一看房间,并给我们一点有用的意见。我们迈步前行。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将房间的陈设逐一进行介绍。我们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地察看了所有的房间,双手放在背后,态度不冷不热。在浴室里,他们强调说里面的上下管道全部是他们自己出钱安装的,墙上的镜子是新的,他们还保留着购物时的发票,至于墙上的瓷片,贴了还不到两个月。卧室里的地毯他们每平方化了五十六法郎。走道里的褂衣架,褂钩是野樱桃木做的,值六百法郎以上。
门厅里的枝型吊灯是件古董,并不多,值三千法郎。我们挺认真地听着这些数字,爱德蒙松悄悄地朝我笑笑,我挺想问他们客厅里的门值多少钱。回到客厅之后,他们请我们坐下,往我们的酒杯里斟酒。然后略带尴尬地向我们微笑,建议我们把房间里所有固定的设施买下来。他们说,否则他们将不得不拆除壁柜,拿走地毯,希望我们能理解他们的这种做法。善于精打细算的爱德蒙松马上回答说,我们并不需要那些壁柜,至于他们要拿走地毯,她非常感激,正好可以铺上我们自己的地毯。
37)我们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我们坐在地板上喝了波尔多酒。我们打开箱子取出里面的东西,我们解开纸板箱的绳索,翻箱倒柜。我们打开窗户让老房客的气味吹走。我们终于到了自己的家。室内很冷,为了一件羊毛衫我们争吵起来,我们都想穿这件羊毛衫。
38)我们举办了庆祝乔迁的喜筵。我们邀请的那对夫妇很早就来了。他们是爱德蒙松童年时代的朋友。喝餐前酒的时候,爱德蒙松不得不告退去准备晚餐。我就与他们单独相处。他们都不说话。交叉着双腿,看着四周的墙壁。他们出于礼貌向我笑了笑之后,就对我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只管自己低声交谈,他们不理睬我,谈论着最近参加过的几次晚会,回忆度过的假期、去年冬天的外出旅行。后来,因为爱德蒙松老是不回来,他们拿起手边的杂志,边翻阅边将上面的图片相互指着看。我站起来,放上一张唱片,又回头坐下。啊!多么幸福,爸爸。在车库的门口,你开着那辆漂亮的车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天色已黑,但借着灯光,你可以看见山坡的两侧。我说,这是夏尔·特莱内的歌。我们开上去那波纳的公路,马达整夜轰鸣,我们看见卡尔加松的城楼矗立在巴贝拉的地平线上。你有没有弗朗克·扎巴的唱片?比尔一艾蒂安问我。他的神气又高傲又可笑。没有,一张也没有。我答道。我小口小口地呷完威士忌,将杯子放在桌子上。这时爱德蒙松在厨房里大声嚷嚷地说,她至少还要十多分钟才能做完,在等吃饭的当儿,希望我能陪客人参观一下我们的家。我们的朋友合上杂志,手臂挽着手臂,抱得紧紧地跟着我走进过道。我们先看浴室,我坐在浴缸边上,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观赏。然后,我带他们看卧室。他们站在书架前,将书一本本地从书架上拿下来,又放回去,迟迟不肯离去。我在走道里等候着。后来经过厕所门口时,我把门打开,向他们走去,用手臂指着要让他们去的方向,把两个人都让了进去。他们马上从厕所走了出来,迈着慢吞吞的步子,东张西望,重新走进了客厅。爱德蒙松终于回来招呼我们了。她对自己的离开表示歉意,问他们对我们住房的感觉。我们这两位朋友手拉着手回答说:房间显得小一点,但布局很合理。大家坐上餐桌,我们吃的是芦笋。他们开始谈论国际政治,谈大学文凭。比尔一艾蒂安用好像对祖父母说话的语气,告诉我们他书读得非常好。他是个法学硕士,已经获得政治科学的教师资格,同时还在考虑拿20世纪历史的资深教学证书。但最后的那张文凭,他担心考试通不过。他边吃边解释道,在报考的人员中,有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大官,有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掷铁饼者,我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