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入伙，”她答道。“我们之中也有些革命者，有人倾向于复仇团，因为复仇团是他们躲避的那个组织的敌人。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复仇团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党最猖撅的时期好多少。它对我们这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人使用了更加残酷的迫害手段。我们是替罪羊，是他们要根除的‘纳粹分子’。他们用我们的姓氏，甚至我们的尸体来告诫人们，纳粹分子人还在。复仇团和敖德萨都是一路货色，经常拉人入伙，也常干杀人的勾当。”

    “他们简直是在发疯。”

    “不错，”贺尔汀表示同意。“我们干脆什么也不说，免得招灾惹祸。话又说回来，有谁关心我们这些纳粹分子的崽子呢？”

    “与我交往的人中，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两个组织。”

    “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有必要知道这些。”

    “上校是什么人？”

    “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必须在有生之年过隐居生活，因为他感到内疚。”

    “怎么回事？”

    “他过去是德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官员，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当时他没跟那些法西斯分子抗争，因为他知道这毫无用处。有些人那样做了，结果都成了刀下鬼，而他却保住了性命。他曾利用职务之使下达了一个个与司令部旨意相反的命令。只有上帝知道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这些事没有什么不光彩嘛。”

    “他当时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而且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战争结束后，他因在第三帝国时期任高级职务被判刑，在监狱里关了十八年。后来，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事被泄露出来，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唾弃他，骂他是叛徒。军官团的余孽甚至悬赏缉拿他。”

    诺勒这时想起了贺尔汀说过的一句话，便问，“那么，他也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人之列啰？”

    “是这样。”说完，贺尔汀突然告诉诺勒该拐弯了。再迟一会儿就开过了。

    诺勒扭转了方向盘，又问，“你想过没有，上校同那三个制定日内瓦密约的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采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

    “我正是这样想的。”

    “你一定很想把那三个人的事情告诉他吧？”

    “不会的。你不是让我绝对保守秘密嘛！”

    诺勒不禁转过脸来看了着贺尔汀。只见她两眼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直视前方，满带倦意的脸显得拉长了些，苍白皮肤映衬下的那对凹陷的黑眼窝更加明显了。她好象很孤独。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改变的孤独。黑夜漫漫，他们还要互相交换一些情况，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做出一些决定。

    现在，诺勒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冯·泰波尔家的这个小女儿可以代表她家做日内瓦密约的执行人。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喝点什么，提提精神？”诺勒建议说。

    “离这儿七、八公里处有个小酒吧，不靠公路，不会有人看见我们。”

    当汽车摇摇摆摆驶下公路时，诺勒的注意力突然被后视镜吸引住了。镜子里出现了车灯的光亮。他们走的这条路是通往巴黎的公路上的一条特殊的岔路。因为这条路没有指示牌，也没有任何标记。此时此刻，后面车上的司机也因为某种原因选择了达条特殊的岔路，这种巧合太使人生疑了。诺勒刚要开口，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后视镜里的灯光突然消失了，后来也一直没有再出现。

    这个小酒吧曾经是农场的住房。畜牧场的一部分用栅栏围起来，铺上砾石，作了停车场。

    穿过酒吧后面的拱廊成可以进到一间小饭厅。里面早有两男两女坐在那里了。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巴黎人。显然这两位先生陪伴的是不能公开在巴黎相会的女伴，他们只能在这儿幽会，共进晚餐。此时，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