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刺激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抢光。”

    “可是告诉他们你的财产权不在你的手上，而是属于他们的——这就会阻止他们吗？”

    “这个，我不知道……”

    “我不欣赏你在法庭上所讲的那番话，”另一个人说，“我的意见完全和你不一样。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对自己能够坚信是在为公众利益工作，而不仅仅是为我个人而感到骄傲。我愿意认为我有一些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只是在挣一天的三顿饭和我的那辆哈蒙德轿车。”

    “对于没有规定和控制的想法我不能苟同，”另一个说，“我同意，他们的确有些疯狂和过头，但——完全没有控制？这我没法同意。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些控制，还是应该保护大众的利益。”

    “对不起，先生们，”里尔登说，“我很抱歉不得不去抢救你们和我的脑袋。”

    以莫文先生为首的一批商人们没有就审判发表任何看法。但一周后，他们以惊人的高曝光度宣布，他们要为失业者的孩子们修建一个游乐场。

    伯川·斯库德在他的专栏里没有提及审判一事，但过了十天，他在一篇五味杂谈专栏的文章中写道：“里尔登先生对公共价值观的一些看法可能是有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的社会团体中，他在他自己的那个生意圈子里似乎是最不受欢迎的。他那种老套的残忍，即使对那些掠杀成性的谋利爵爷们来说似乎也太过分了。”

    十二月的一天晚上，里尔登房间窗外的街道被圣诞前夕的车流和人流挤满，汽车喇叭声像是从堵住的嗓子眼里发出的一阵阵咳嗽——他坐在韦恩·福克兰酒店的客房里，正在同一个比厌倦或恐惧更可怕的敌人做着斗争；和人的交往让他感到极度的厌恶。

    他如同被锁在椅子上和房间里，一点也不想到城里的街上走一走，一动也不想动，只是坐着。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忘掉那种思乡般的牵挂：他知道，他唯一想去见的那个人就在这里，就在这家酒店，就在高出他几层的房间里。

    他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几周内，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这家酒店，总是徒劳地在大厅的邮件柜台或报架前徘徊，望着匆匆的人流，希望从中能发现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他发现自己在韦恩·福克兰酒店的餐厅独自吃着晚餐，眼睛一直盯着入口处的帘子。此刻，他发现自己坐在房间内，脑子里在想着他们之间只有几层楼的距离。

    他站了起来，发出愤然自嘲的嗤笑；他想，他正在扮演的就像是一个等电话的女人，强忍着不首先采取行动，从而结束这种煎熬。他心想，如果他就是要去见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但当他告诉自己要去的时候，他从自己强烈的解脱之中感觉到自己的妥协存在着某些危险。

    他向电话走了过去，想给弗兰西斯科的套间打电话，但又停了下来。这不是他想要做的；他想不打招呼，就这么走进去，如同弗兰西斯科走进他的办公室一样；似乎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给予彼此尽在不言的特权。

    走向电梯的时候，他想：他不会在的，或者如果他在的话，也许是和什么流莺野草正在调情，那你就是活该了。但这念头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他无法把它与自己亲眼见到的站在炉口的那个人联系起来——他信心十足地站在电梯里，抬头向上望着——他信心十足地走在走廊里，感觉到他的苦楚化解成了欢快——他敲响了房门。

    弗兰西斯科叫道，“进来！”听上去显得草率而漫不经心。

    里尔登打开门，便呆立在了门口。地板的中央摆放着一座酒店里最昂贵的人造丝灯罩台灯，它投射出的一圈光亮照在了周围一片宽幅的草稿纸上。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的袖子高高挽起，脸上垂挂着一缕头发，他支着胳膊肘趴在地上，嘴里咬着一根铅笔，正入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