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理查德·哈利后来的情况。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对英雄的诅咒，并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在阁楼和地下室度过的许多个年头，在灰色的墙壁囚禁下，他的音乐却洋溢出强烈的激昂；那曾是一段阴暗的抗争，是与寓所那条长长的、没有照明的台阶抗争，与冰冻的下水管，与散发着诱人味道的糕点房里三明治的价格标签抗争，与听众们目光空洞的脸抗争；那抗争曾经狂暴而无休止，却找不到清醒的对手，搏斗的对手只是一面毫无听觉的墙壁，却有最佳的隔音性能：漠然。它吞噬了敲击、和声和尖叫——对于一个本来可以赋予声音更多表现力的人来说，那是一场寂静无声的战斗，那寂静是晦暗和孤独的，在夜晚，当少有的乐团演奏他的作品时，他仰望夜空，知道自己的灵魂正随着广播中颤抖着扩散的电波荡漾在城市的空气中，然而，却没有听众去聆听。

    “理查德·哈利的音乐有英雄的色彩，这种东西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年代。”一个评论家说道。“理查德·哈利的音乐与我们的时代的主旋律格格不入，它带有一种忘形的迷狂。现在，谁还在意这样忘形的迷狂？”

    他的生活是所有那些人生活的缩影。他们死后一百年，才得到一个公园里竖立的纪念碑作为回报，却已于事无补——只是理查德·哈利死得还不够早，根据默认的历史法则，他本不该看到的那个夜晚，他却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了。当时他四十三岁，这天晚上，演出了他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歌剧《费顿》。他按自己的目的和意思改写了这个古老的希腊神话：太阳神希里阿斯的儿子费顿，偷了父亲的日轮战车，胆大包天地企图在空中驾驭太阳，他没有像在神话中那样死亡，在哈利的歌剧里，费顿成功了。这个歌剧曾在十九年前演出了一场，在一片倒彩和嘘声中停止了演出。那天晚上，理查德·哈利沿着城里的街道一直走到黎明，苦思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却不得其解。

    十九年后，这出剧再次上演的夜晚，音乐在剧场有史以来最热烈的观众喝彩声中结束。剧院的古老院墙无法阻挡这喝彩声冲出大厅、冲下台阶、冲到大街上，冲向那个十九年前走在这街道上的男孩。

    达格妮也在那晚喝彩的观众当中，她是几个早就知道理查德·哈利的音乐的人之一，但她从未见过他。她看到他被推到了台上，面对一大片挥舞着的手臂和喝彩攒动的人头。他个子很高，体格瘦弱，头发花白，站着一动不动，没有鞠躬，没有笑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人群，脸上带着凝视问题时安静而认真的神情。

    “理查德·哈利的音乐，”一个评论家在翌日上午写道，“属于全人类，是人民伟大的体现。”“在理查德·哈利的生活中，”一个牧师说，“有令人鼓舞的教导。他曾有过悲惨的挣扎，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高尚和可贵就在于，他要忍受住来自他的兄弟们的折磨、不公和辱骂——为了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并教导他们欣赏伟大音乐的美妙。”

    演出的次日，理查德·哈利引退了。

    他没有给出解释，只是告诉了他的发行商，他的创作生涯就此结束。尽管他知道自己作品的版税会带给他巨大的财富，还是把他的作品版权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发行商。他离去了，没有留下地址。那是八年前，从此再没人见过他。

    达格妮头向后仰，闭上眼睛，听着第四协奏曲。她半蜷着躺在沙发里，身体很放松，一动不动。在她静止不动的脸上，嘴被压力勾勒出一种形状，一种用渴望的线条勾画的感性形状。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注意到了她掉在沙发下的报纸。她心不在焉地伸手去够，翻过那些乏味的大标题。报纸打开了，她看到一张自己认识的面孔和一个报道的题目，便猛地合上报纸，把它甩到一边。

    那个面孔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标题是说他到了纽约。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