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顿征兵站？”汉雷问。

    “是伯顿，战时是利物浦的一个征兵中心。许多爱尔兰志愿人员都是在利物浦码头上的岸，被指引到伯顿征兵站参了军。1946年1月遣散的，光荣复员。奇怪？”

    “怎么？”汉雷问。

    “1940年志愿参军，在北非装甲兵作过战，一直到1946年，他始终是个士兵，臂章上一道杠也没有，连个下士都没熬上。”他指着照片上的军装袖子说。

    “大概他不是一个好战士。”汉雷揣测说。

    “可能。”

    “你能给我搞来一些他在战争中的详细情况吗？”汉雷问。

    “我明天的头一件事就干这个。”道金斯说。他记了一些工资册中的细节，然后离去了。

    汉雷在机关食堂中吃了晚饭，等着第二个刑侦人员回来汇报。过了10点半，那人才回来，筋疲力尽，但却兴冲冲的。

    “我跟梅友路上了解拉金和他老婆的15个人谈了话，”他说，“而且有三个可靠的证人。莫兰太太，邻居，她在那儿住了30年，记得拉金搬来时的情形。邮递员，现在退休了，直到去年，他都一直给梅友路送信。还有伯恩神父，也退休了，现住在退休神父之家。我刚从他那儿回来，所以耽误了。”

    他打开笔记本，从头开始汇报。汉雷向后靠在椅子上。

    “莫兰太太回忆说，1954年，住在38号的鳏夫死了，房子上挂出了‘出售’牌子。只挂了两周就摘掉了。又过了两周，拉金夫妇搬来了。那年，拉金大约45岁，他太太年轻得多，英国人，伦敦人。她告诉莫兰太太说，他们从伦敦搬来，在伦敦时，她丈夫是店员。一个夏天，拉金太太不见了。莫兰太太说，肯定是在1963年。”

    “她是怎么肯定的？”汉雷问。

    “那年11月肯尼迪被刺，”他说，“消息是从路口旅馆酒吧传来的，旅馆里有个电视。不到20分钟，梅友路的人就都聚到路边议论这个消息。莫兰太太非常激动，她闯到邻居拉金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她没有敲门就直奔客厅里，拉金正在沙发里打吨，他惊得跳起来，急急忙忙把她推出了房子。那时拉金太太就不见了。但是，春天和夏天她都在。她过去总是在星期六晚上给莫兰家看孩子。莫兰太太的第二个孩子生于1963年1月。所以，拉金太太是在1963年夏天不见的。”

    “原因是什么呢？”汉雷问。

    “出走了，”刑侦员毫不迟疑地说，“谁都不怀疑这一点。他工作很努力，但晚上总也不想出来玩玩，连星期六都不出来，所以，他太太才能给人家看孩子。他们吵了许多次，还有别的原因。她轻浮，有点好调情，所以，她挟起包裹出走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有些妇女认为他活该，谁让他不待她好点了？谁也不怀疑什么。

    “打那以后，拉金就更缩着不出来了，既不收拾自己，也不收拾屋子。人们主动去帮他忙，就像小地方那样，但他都拒绝了。终于，人们再也不管他了。两年以后，他丢了店员工作，成了更夫。天黑后离家，日出时回来。门上两个锁总锁着，因为晚上他不在家，而白天又想睡觉。他是这样说的。他开始养小动物。先养雪貂，在后院的一个棚子里，但都跑掉了。后来养鸽子，但不是飞走了，就是在别处被打死了。最后养鸡，过去的10年一直养鸡。”

    退休的神父也证实了拉金太太的情况。拉金太太是英国人，但信天主教，而且经常上教堂，定期作忏悔。1963年8月，她出走了。大多数人都说是跟一个男朋友私奔了。而且，伯恩神父不知道是否有别的原因。他不能违背忏悔的誓言，但他至少可以说，他不怀疑她是出走了。他曾几次家访，但拉金不信教，拒绝任何精神上的说教。拉金曾骂过他老婆是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