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鲜花。她没有穿结婚礼服，但却穿着4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那种掐起宽宽肩膀的素色双大襟上衣。

    另一个是那个雪茄盒。里面又是一些信，也都是与案件无关的；三枚勋章别在一条长杠上，下面还有一个英军服役工资册。汉雷拿起电话。已经5点20了。他想试试自己的运气。确实很走运，在坐落在桑迪福德的英国大使馆里，英国武官仍然在办公桌旁。汉雷解释了一下自己的问题。武官道金斯少校说，他将尽量帮忙，当然是从私人关系的角度上。这话一点不假。官方要求的话，必须通过正常渠道。按照正常渠道的话，就得从爱尔兰警方拐到英国警方。非官方的话，就方便多了。谁都承认，官方办事既繁琐又拖拉。道金斯少校答应，在回家的路上要到警察局停一下。虽然绕点弯儿，但他不在乎。

    两名外出调查的刑侦人员中头一个回来时，天早就大黑了。他是出去调查注册和纳税单的那个人。他坐在汉雷办公桌的对面，打开记录念了起来。

    根据注册记录，梅友路38号的房子是赫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54年买过来的，原房主已经死了。从纳税单上看，从他买房那天起，该房就归他所有并一直由他和太太居住。他太太叫维奥莱特·拉金。记录上看不出他老婆是什么时候死的或离去的，后来也没有居住改变的记录。在海关查询了死亡登记，一直查回到1954年，也丝毫没有查到关于维奥莱特·拉金太太死亡的记录。

    保健部门的记录表明，拉金从两年前开始支取养老金，但从没提出过额外申请。退休前，他是个店员和更夫。还有一点，那人补充说，他的所得税预扣册是从1954年开始的，上面有一个他过去在英国北伦敦的旧地址。

    汉雷把桌上的服役工资册递给他。

    “这么说来他在英军中服过役。”那人说。

    “这没什么奇怪的，”汉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5万爱尔兰人在英军中服役。看来，拉金是其中的一个。”

    “他老婆可能是英国人。他是。1954年和她老婆一起从北伦敦回爱尔兰的。”

    “她可能是，”汉雷说，把结婚照片推过去。“他结婚时还穿着军装。”

    内部电话响了，说英国使馆的武官正在前厅。汉雷点了点头，他的手下人去了。“请把他领进来。”汉雷说。

    道金斯少校是今天给汉雷帮了大忙的人。他在汉雷的对面跷起二郎腿，穿着条纹裤子，油光闪亮的皮鞋尖对着汉雷，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那张结婚照。

    最后，他绕过桌子站到汉雷的身旁，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金制铅笔，他用铅笔尖点着照片上的拉金的帽徽。

    “国王龙卫队。”他胸有成竹地说。

    “你怎么知道？”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把放大镜递给汉雷。

    “双头鹰，”他说，“属于龙卫队的帽徽。很清楚，没有第二个。”

    “还有什么吗？”汉雷问。

    道金斯少校指着照片上新郎胸前的三枚勋章，说：“第一枚是1939～1945星章，第三枚是胜利纪念章，中间的一枚好像是非洲星章，从杠徽上看，可能是第八军。有道理，国王龙卫队在北非打过仗，是装甲部队。”

    汉雷拿出三枚勋章。照片上的是真正的勋章，桌上这三枚是微缩型的，以便在不穿制服时佩带。

    “啊，正是，”道金斯少校溜了一眼便说，“瞧，同样的图案，还有第八军杠徽。”

    汉雷通过放大镜看出，两套徽章的图案是相同的。他把服役工资册递给道金斯少校。道金斯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一页一页地翻着。

    “1940年7月，在利物浦志愿参军，”他说，“可能在伯顿征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