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这些都符合，”汉雷小声说，“当他发现以后，对她有点太狠了，她或许会打算离开他的。天知道，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

    邮递员没有补充多少情况。他是当地人，也常到当地酒吧去。拉金太太也喜欢在周六晚上出来喝点什么。一个夏天，她还到酒吧去当过服务员。但不久，她丈夫就不让她干了。他回忆说，她比拉金年轻得多，明朗，欢快，也不讨厌别人挑逗。

    “她外貌什么样？”汉雷问。

    “小个儿，大约1.60米，相当丰满，圆墩墩的，黑卷发，好笑，胸脯很高。邮递员回忆说，当她从过去的旧式桶中倒淡啤酒时，那副模样是很值得一看的。但拉金知道她喝酒时，便大发雷霆，进来便把她拖走。不久，她就离开他了，或者是不见了。”

    汉雷站起来伸了伸腰，已经快到半夜了。他拍了拍年轻的刑侦员。

    “太晚了，回家去吧。早晨都写下来。”

    当晚，汉雷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探长——现场负责人。

    “已经清完了，”他告诉汉雷说，“最后一块砖都清出去了，但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找到。”

    “那么，就得靠那个可怜的女人的尸体来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其它情况了，”汉雷说，“或者拉金本人。”

    “他说了吗？”探长问。

    “还没有，”汉雷说，“但他会说的。这些人，最后总要说的。”

    探长回家了。汉雷打电话告诉妻子说今晚在局里过夜了。过半夜时，他到拘留室里去看看老头醒着，坐在床边，盯着对面的墙。汉雷朝看守他的警察摆了一下头，他们便一起来到审讯室。警察坐在一个角落里准备好笔记本，汉雷面对着老头，向他宣读训词：“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不要求你说什么。但是，凡是你讲的话都要记录下来，而且可能当做证词。”

    然后，他坐在老头的对面。

    “拉金先生，15年了。那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啊。1963年8月，对吗？邻居们都记得；神父记得，甚至邮递员也记得。那么，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老头抬起脸，看了一下汉雷的眼睛，又低下去看看桌面。什么也没说。汉雷坚持问下去，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角落里的警察直打哈欠，但拉金都显得毫无倦意。汉雷明白了，拉金打了多年的更，可能晚上比白天更有精神。

    他终于站了起来。这时，审讯室挂了霜的窗户上已经透出了一层灰白光。

    “你可以顽固下去，”他说，“你可以不说，但你的太太维奥莱特会说的。奇怪吗？嗯？从墙后的墓穴中讲话，过了15年了。她会讲的。她会在实验室中说出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何时发生的，甚至为什么发生的。然后，咱们再来这里，那时，我就要起诉你。”

    尽管他不易发怒，但这回却让老头的沉默把他气坏了。不是因为说得太少，而是因为他根本不说什么，只是用捉摸不透的眼光盯着汉雷。汉雷问自己，这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惊恐？惧怕他汉雷？悔恨？嘲讽？不，不可能是嘲讽。这老家伙的劫数到了。

    他站起来后，用大手摸着脸上的胡茬子，回到办公室。拉金又回到拘留室去了。

    汉雷坐在沙发里睡了三个小时，脑袋枕着靠背，伸直两腿，鼾声如雷。

    8点钟时，他醒来了，到卫生间洗了洗脸，刮了胡子。两名实习小警察看到他来得这么早，不禁大吃一惊。9点钟时，他已吃完早饭，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9点半时，梅友路的工长打来了电话。汉雷考虑着如何回答。

    “好吧，”他终于说，“你们可以围起来和打混凝土了。”

    20分钟后，麦卡瑟教授来了电话。

    “我已经把四肢都拉直了，”教授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