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勃勃地说，“皮肤也软得可以解剖了。我们正在淋干，再过一个钟头就可以开始了。”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一个报告呀？”汉雷问。

    “那要看你指什么，”电话里说，“正式报告的话，得两三天；非正式的话，午饭后就能告诉你一些。至少是死因，我们昨天已经肯定了脖子上的勒痕，正如我昨天怀疑的，是用袜子勒的。”

    这位病理学家同意两点半时从陈尸所到汉雷办公室来。

    一上午没有什么打扰，只是道金斯在中午时打来了电话。

    “挺走运，”他说，“在战争局的档案室找到一个朋友，给了我特殊照顾。”

    “谢谢，少校，”汉雷说，“我在做记录，说吧。”

    “事情并不多，但却肯定了咱们昨天的想法。”

    汉雷心里说，你昨天想了什么呀，这个殷勤的英国佬。

    “士兵休伯特·杰姆斯·拉金于1940年10月抵达利物浦的都柏林码头并志愿参军。基本训练是在约克郡的卡特里克军营进行的。后来转到国王龙卫队，1941年3月被旅往埃及作战。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连下士都没有熬上的原因了。”

    “什么原因？”

    “他被俘了。在同一年，他在德国的秋季攻势中当了俘虏，后来的战争年代里，他一直都在第三帝国东部的西里西亚战俘营里当农工。1944年10月，被俄国人解放。1945年4月被遣返，正赶上5月份欧洲战争结束。”

    “有没有关于他婚姻状况的？”汉雷间。

    “当然有，”道金斯少校说，“他是当兵时结的婚，所以，档案里有记录。1945年12月14日在北伦敦爱德蒙顿的圣玛丽救世主天主教堂结婚。新娘维奥莱特·玛丽·史密斯，旅馆服务员，那年她17岁。你知道，1946年1月，他光荣复员，在爱德蒙顿当店员，一直到1954年，所以，部队知道他的地址，也是最后的地址。”

    汉雷诚恳地感谢了道金斯，放下了电话。拉金娶那位17岁姑娘时，是34或35岁。他们搬到梅友路时，她可能只有26岁，但他可能已经是暮气沉沉的43岁的人了。她1963年死去时，才35岁，仍然很动人，而且也可能很有性感和性欲。而他已经52岁了，已经不令人感兴趣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是啊，这就会出问题。他耐心地等待着麦卡瑟教授的到来。

    病理学家真是说到做到。两点半时，他已经坐到了汉雷办公室的椅子上。他掏出烟斗，清闲地装着烟丝。

    “实验室不准抽烟，”他道歉地说，“但烟能盖住甲醛，你应该喜欢它。”

    他惬意地抽着烟斗。

    “已经搞到你要的东西，”教授轻松地说，“谋杀是毫无疑问的了。是用一只袜子勒的，引起窒息，又狠狠地击了头。舌骨这儿，”教授指着自己下额和喉头的地方，“三处骨折。在死之前，头部被狠狠地砸了一下，头皮破损，但没有死。可能是被打晕后又引起窒息死亡。”

    汉雷靠到椅子上。“太好了，”他说，“死亡年代呢？”

    “啊，”教授说，拿过来自己的文件箱，“我给你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把手伸到箱子里，拿出一个塑袋，里面装着一块变了色的旧报纸片，约有4寸宽6寸长的样子。

    “头皮可能流血不止，凶手为了不让血流到地毯上，一定是用报纸把流血的头皮包了起来。毫无疑问，正是在他砌假墙秘室的时候。值得庆幸的是，还可以看出是一张旧日报，上面的日期还能看出来。”

    汉雷接过塑料袋。通过透明的袋子，用放大镜看着那块旧报纸。他突然站了起来。

    “这一定是一块很旧的报纸了。”他说。

    “当然是很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