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斯顿坐在忧心忡忡的伯蒂·卡普斯蒂克的办公室里，审视着摊在桌上的10份复印文件，一份一份地仔细阅读着。

    “有多少人拿过这个信封？”他问。

    “邮递员，这是很明显的。天知道邮局分发室有多少人分信。在楼里，前楼办公室的人，往办公室送信件的人，还有我。我看你从信封上是找不出什么名堂的。”

    “那么，里边的信纸呢？”

    “就我自己，约翰。当然了，我把它从信封里抽出来后，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普雷斯顿沉思了一会儿。“我想，除了寄信的人以外，上面可能还会有拿过它的人的指纹。我得找苏格兰场检验一下指纹。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现在，从内容看，好像是很上层的文件。”

    “最上层的，”卡普斯蒂克郁郁不欢地说，“绝密文件，全是。有的是很尖端的，关系到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付苏联各种威胁的应急计划——全是这一类文件。”

    “好吧，”普雷斯顿说，“咱们列出几种可能性，替我想一想。假如这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而又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暴露姓名的人寄来的——有这样的事，人们不想卷到里面去——这样的人会在哪儿得到这些材料呢？文件箱？丢在大衣间？或出租车上？或俱乐部？”

    卡普斯蒂克摇了摇头。“从法律上说，是不可能的，约翰。这种文件决不会出这座大楼的，除非是在密封袋封好、要送到外交部或内阁的情况下才可能出大楼。还没有发生过密封文件被拆过的事情。另外，上面没有注明从本楼发往什么地方。如果按规定发出的话，是要注明的。有可能接触这些文件的人都知道这个规定。没有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这类文件带到家中去阅读。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很明白，”普雷斯顿说，“这些文件现在回到部里了，所以，它们一定是被拿出去了，而且是非法拿走的。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意泄密？”

    “你瞧瞧原件的日期，”卡普斯蒂克说，“这10份的时间是前后一个月，它们不可能在同一天都到达一个人手里。是在不同的时间收集在一起的。”

    普雷斯顿用手绢把10份文件放回寄来的信封里。“我得把它们拿到查尔斯大街去，伯蒂。用一下你的电话好吗？”

    他拨了查尔斯大街的五局总部，并要求直接与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办公室讲话。总局长在。经普雷斯顿一再坚持并稍稍拖延了一下之后，总局长亲自接了电话。普雷斯顿只要求几分钟之后与他亲自谈一下，他同意了。普雷斯顿放下电话，转向伯蒂·卡普斯蒂克。

    “伯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讲，谁也别告诉。混他一天，跟往常一样。”普雷斯顿说，“我会和你联系的。”

    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想把这些文件带出国防部是不可能的。卡普斯蒂克借给他一个在前厅守门的人。这个人很强壮，以前是卫兵。

    普雷斯顿离开国防部，把文件装在自己的文件箱中，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到克拉奇斯大街下了车，看着出租车走投影了，便顺着克拉奇斯大街走200码来到查尔斯大街，走进他们的总部。在这儿，他把陪同者打发回去了。10分钟以后，伯纳德爵士会见了他。

    这位老资格反间谍专家看起来脸色不好，好像哪儿疼痛似的。他常常这样。身体内部有病，外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医疗检查却是板上钉钉儿的——人家说，只有一年了，而且还不能动手术。他该在9月1日退休了，加上定期休假的话，6月中旬，即他60寿辰前的6个星期，就可以离职了。

    若不是他家庭负担重的话，他早就离职了。

    他娶了第二个老伴，结婚时带来一个女儿。他没有子女，便把希望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