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旧的铁路机关，现在叫特恩布里停车场，在帕特森大街。是铁路工人的娱乐场。”

    那里是一个大停车场，有一大片二层楼房，旁边毗连着三个保龄球草坪。他们穿过一道道门，从一排司努克球台和电视之间经过，最后来到一个闹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吗？”

    侍者说：“在，他在那边看保龄球呢。”

    他们在一个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啤酒，晒着秋天的太阳。普雷斯顿提出了问题。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啊，我记得乔·布兰特。他死了好多年了。”

    “他有个儿子，叫弗利基。”

    “一点不错。天啊，小伙子，你们又使我回到了许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个好孩子。放学后，有时到车场来，乔总是让他坐到编组机车里。在那时候，对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优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顿问。

    老人点头。“大约是那时。是在乔和他搬家来后不久。”

    “在1943年前后，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顿说。

    弗利老爹用带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会儿，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情景。“对，”他说，“那孩子再也没回来。有人告诉乔说，他死在德国什么地方了。这消息使乔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远大前程。他精神失常了，战后那个电报来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认为是心瘁而死。过不久，两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没了。”

    “你刚才说‘乔和他家搬来后不久’，”维尔扬提醒说，“他们是从南非哪个地方搬来的？”

    弗利老爹显得不解的样子。“他们不是从南非什么地方搬来的。”他说。

    “他们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维尔扬重复说。

    “谁告诉你的？”

    “部队说的。”维尔扬说。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队报名时一定是说他是南非人才被通过的，”他说，“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从德国搬来的。是移民，大约在30年代中期。乔一直到死也总说不好南非语。当然孩子说得好，在学校学的。”

    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时，维尔扬问普雷斯顿：“还去哪儿？”

    “在南非，移民档案存在哪儿？”

    “在联合大厦地下室，跟国家档案室挨着。”维尔扬说。

    “咱们在这儿等着，档案室的人能给咱们查一下吗？”普雷斯顿问。

    “可以。咱们到警察局去，那儿电话好打。”

    警察局也在舰队街，是一座黄砖砌成的堡垒，四层，窗户都是不透光的。右边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练厅。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点，他们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