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叔，有人来找你。”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普雷斯顿离开了这家，去找维尔扬。维尔扬已经先回到了车里。

    “去机场。”普雷斯顿告诉司机，转而对维尔扬说：“明早能安排我与皮埃纳尔将军见面吗？”

    那天下午，苏联军队中又有两个人被抽出来执行特殊任务。

    在莫斯科以西100英里处，刚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有一片综合大楼和一些盘形天线，这是苏联的一个监听站，接收华沙条约军事单位的电波和外国电波，也接收苏联国土以外其他政党之间的通讯信号。综合大楼有一个部分被隔离开来，这是克格勃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南非。南非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好的，比一些国家要强一些。

    “1935年9月，”普雷斯顿继续说，“乔·布兰特带着妻子伊尔丝、10岁的儿子弗利基在不来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后抵达东伦敦。那时，那里有许多德国人，犹太人很少。他决定定居下来并在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员把这一家的情况通知了当时的犹太教士。

    “当时的教士叫所罗门·沙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