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沙皮罗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拜访了这一家并竭力劝导他们参加当地的犹太社会生活。他们拒绝了，教士估计，他们想过着非犹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扫兴，但并不怀疑他们。

    “后来，1938年，那个孩子，即已经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岁了，该行成人礼了，即一个犹太儿童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了。可是，由于布兰特想非犹太化，这对只有一个儿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他们没参加犹太社团，沙皮罗教士还是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否让他来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礼。他们说了一句刺耳的话，于是，沙皮罗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什么怀疑？”将军不解地问。

    “他怀疑他们不是犹太人，”普雷斯顿说，“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在行成人礼时，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犹太人。按犹太人的信条，这要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母亲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统书，证明她是犹太人。伊尔丝·布兰特没有血统书。这就没有必要行成人礼了。”

    “这么说来，他们是靠伪证来南非的？”皮埃纳尔将军说，“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仅如此，”普雷斯顿说，“我还不能证实这点，但我相信我是对的。乔·布兰特告诉你们的公使馆说，他正面临着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危险，这话是真的。但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知道，如果他讲了真话，他是得不到签证的。”

    “说下去。”将军郁郁不快地说。

    “他的儿子弗利基18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隐蔽思想所灌输，成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国际而奋斗。

    “1943年，这两个年轻人加入南非军去打仗。杜威尔斯克鲁弗的简·马雷是为了南非和英联邦而战；然而弗利基却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祖国——苏联而战的。

    “在基本训练中、在部队转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在344号集中营见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划了他的逃跑计划，但他挑了一个年轻的同伴，这个人也是黄头发，个头和他一样高。我认为，在卡车出毛病时。不是马雷，而是他先开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么，肺炎又怎么解释呢？”维尔扬问。

    “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炎，”普雷斯顿说，“他们也没有落入波兰基督教游击队手里。他们是落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布兰特可以跟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谈。他们便会把他领到红军那里，于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里的马雷一起，交给了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1945年3月到8月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所有关于冰冷的牢房的话都是扯淡。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读书的每一个细节都跟他讲过，而他都记住了。尽管他的笔头英语不好，但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把那个简历写出来。

    “他们大概也让布兰特快速进修了一下英语，给他整了整容，将马雷的身份识别牌挂到他的脖子上。这样，一切就给了。而后，由于马雷的用处使完了，他可能就被消灭了。

    “他们将布兰特弄得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又给他一点化学药品使他显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过来。在比勒菲尔德医院待了一段，并在格拉斯哥郊外的医院待了更长一段时间。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应该回家了，他没有碰到任何德拉雷团维茨营的人。12月，他乘船回开普敦。1946年1月抵达那里。

    “有一件麻烦事。他不能到杜威尔斯克鲁弗去，他也不愿去。而后，国防部总部有人给农场主老马雷发了一个电报，说过去误认为他那‘失踪，可能死亡’的儿子，现在终于回来了。老马雷恩儿心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