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会以同样的忠诚忠于任何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新政府。他紧闭了一下嘴唇。

    “其次，”奈杰尔爵士接着说，“我们可以把贝伦森和马雷放在那里不动，设法把一些篡改过的文件供给贝伦森，传到莫斯科。但这个办法实行不了多久。贝伦森的地位太高了，而且知道的事太多，那是骗不了他的。”

    佩里·琼斯爵士点了点头。他知道，在这方面，奈杰尔是对的。

    “或者，我们可以逮捕贝伦森，使用免予起诉的办法让他在估计损失中密切合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不愿意对叛徒豁免。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告诉你的是事实还是在愚弄你，比如像布兰特那样。最后总是以一个更大的丑闻而告终。”

    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表示同意，但他厌烦地蹙起眉头。他的部里有一些王室的法官，但他讨厌豁免案。他们也都知道，首相也是有同感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奈杰尔爵士爽直地说：“这就剩下拘留的问题了，不进行审判和严格审讯。可能我的思想太旧，但我从来不相信那一套。他可能承认泄露了50份文件，但我们每个人到死恐怕也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还有50份。”

    沉默了一会儿。

    “他们都是不好对付的家伙，”安东尼·普鲁姆爵士附和说，“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看来还得采纳布赖思的建议。”

    “或许还有一种情况，”奈杰尔爵士彬彬有礼地说，“大家知道，贝伦森搜集情报很可能是受骗上当。”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什么是受骗上当而搜集情报，但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和内阁的马丁·弗兰纳里爵士却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奈杰尔爵士解释道：“这种情况包括：一些人假装为某个国家工作，而受骗者是同情那个国家的，便为他们搜集情报，而实际上，是在为另一个国家效劳。以色列情报局就善于搞这一手。以色列人培养了许多特务，他们可以公开地在任何国家活动，他们利用蒙蔽的方法安插了许多‘钉子’。

    “比如说，在中东工作的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在柏林休假时，与两名德国同胞邂逅，他们拿出无懈可击的证件，证明他俩是西德的情报部队的人。他们编排出一套天花乱坠的故事让他相信，在伊拉克跟他在同一个工程中一起工作的法国人正在输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禁止的专利技术秘密，以便得到更多的订货。这个老实的德国人会不会不断地把工程进展情况向他们反映呢？作为一名忠厚的德国人，他会的。就这样，一直干了几年，但事实上却在为耶路撒冷效劳。这种事屡见不鲜。”

    “众所周知，这是合情合理的。”奈杰尔爵士紧接着说，“我们大家都看过贝伦森的档案，都看腻了。就我们现在所知，其原因就是受蒙蔽。”

    大家一边回想着贝伦森档案的内容，一边点着头。他大学一毕业就在外交部供职，一帆风顺，出国三次。在外交使团中虽不是飞黄腾达，但也是稳步上升的。

    60年代中期，他与菲欧娜·戈兰女士结了婚，不久就携夫人到比勒陀利亚任职。可能就是在那里，由于受了南非那种传统的、然而也是有限的激进情绪的熏染，对南非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羡慕。由于英国政府是工党当政，罗得西亚处于暴乱之中，他那种对比勒陀利亚日渐强烈的羡慕情绪都没有得以收敛。

    1969年回到英国后，他得到消息说，他的下一个任职可能是一个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玻利维亚。可能完全是由于菲欧娜女士的原因（会议桌周围的人只能猜测），她正想在比勒陀利亚过舒心悠闲的生活，一考虑到要被派往安第斯山的半山腰住上三年，丢下自己心爱的马和社交生活，便决定驻足不前。且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乔治·贝伦森明知道在走下坡路，还是申请调到国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