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来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办公室。

    “你说要告诉我敖德萨的情况，”他说，“昨天夜里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对你说了。”

    他追述了那个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馆截住他并警告他别再查询罗施曼下落的经过。

    维森塔尔噘着嘴，点了点头：“你和他们顶上牛了，好。”他说，“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警告一位记者，这可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你才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很纳闷，究竟罗施曼在搞什么名堂，使他们对他这样重视。”

    然后，这位纳粹猎手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对密勒讲述了敖德萨的来龙去脉：从它作为一个向安全地带转移纳粹罪犯的组织开始，发展成今天不仅收容那些戴过黑银两色领带的人以至他们的帮凶和狗腿统统来者不拒的自由共济会。

    当盟军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国发现了那些阴森可怖的集中营时，他们很自然地要向德国人民追问是谁犯下了这样的暴行，回答是“党卫军”。但是党卫军的成员却哪儿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转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国外。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失踪却不是仓皇逃窜的结果。直到很久以后，盟军才逐渐发觉这帮人全都是经过周密安排才告失踪的。

    这个事实有效地揭穿了党卫军的所谓“爱国主义”：从最顶层的亨利希·希姆莱开始，谁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图牺牲苦难的德国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亨利希·希姆莱就企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伯纳多特伯爵办事处，向盟国谋求出亡的许可。盟国拒绝考虑放掉他这条大鱼。这些纳粹党徒和党卫军们，一面声嘶力竭地要德国人继续战斗，一俟即将制成的神奇武器发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准备逃亡到某个舒适安逸的地方去。

    至少，他们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国”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这样干下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覆灭都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东方战线上，德国陆军被迫以惊人的伤亡代价和俄国军队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是为了给党卫军赢得时间，作好逃亡的部署。党卫军站在陆军后面，陆军人员只要后退一步，不仅会遭到军人的血肉之躯所难以忍受的惩罚，而且还要被枪杀或绞死。成千名国防军的军官和士兵就这样死在党卫军的绞刑架上。

    党卫军头子们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以后，又推过了六个月，就在总崩溃的前夕，党卫军的领导人就全部失踪了。在全德境内，他们纷纷离开了自己的职位，换上平民的服装，把伪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个人证件塞进口袋里，乘着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的大乱局面，不知去向了。他们留下了“民卫”组织的老头们在集中营门口等待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到来，留下了疲惫不堪的国防军去进战俘营，留下了妇女和儿童面对即将来临的一九四五年的严冬，在盟军的统治下或生或死，听天由命。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难逃被通缉命运的人，都流亡到了国外。敖德萨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形成的这个组织，就是为了把受通缉的党卫军从德国转移到安全地带。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由阿根廷发出了七千张“空白”护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个假名字，贴上本人相片，找随时准备帮忙的阿根廷领事馆盖个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中东地区。

    成千名党卫军刽子手涌向南方，经过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南梯罗尔省。他们一路上都有保证安全的房子供他们住宿。他们主要是从那儿前往意大利的港口热那亚，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罗马。有一些是所谓救济真正一无所有的难民的慈善团体，出于他们自己心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