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敖德萨的人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的事务所离这儿并不远。也许你应该到那儿去，和我的秘书约一个时间。”

    “嗯，其实我不是为了业务关系来找你帮忙的。”密勒说。他开始用汉堡和不来梅一带劳动人民的方言讲话。他明显地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先生，有人建议我来找你，我把他写的一封介绍信带来了。”

    这个敖德萨的人一句话没说，拿起信就拆开，很快地看了一遍。他稍稍有点紧张，从那张信纸上抬起眼睛死劲地盯着密勒：“明白了，柯尔布先生。你最好还是坐下吧。”

    他指了指一张靠背椅，自己则坐到安乐椅上。他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密勒有好几分钟之久。突然间，他大声问：“你刚才说你姓什么？”

    “柯尔布，先生。”

    “名字呢？”

    “罗尔夫·根塞，先生。”

    “你有什么证件吗？”

    密勒似乎感到为难，“我只有驾驶执照。”

    “请你给我看看。”

    律师——这是他的职业——伸出手来，密勒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身把驾驶执照交到他手中。那人拿到执照，把它打开，细细琢磨它的内容。他瞧了密勒一眼，把脸孔和照片对照一番。它们是一致的。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突然大声问。

    “我的生日？哦，六月十八日，先生。”

    “哪一年，柯尔布？”

    “一九二五年，先生。”

    律师又把驾驶执照琢磨了几分钟。“你在这儿等一等。”他突然说，站起来就走。

    他穿过房子，进入房子后半部作为他事务所的那块地方，那儿有门供委托他诉讼的人从后面一条街出入。他直接走进办公室，打开墙壁上的保险柜，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一页一页地翻阅。

    他偶尔听说过约希姆·艾伯哈特这个名字，却从来没见过面。他不能完全肯定艾伯哈特在党卫军中的最后军衔是什么。那本书证实了这封信。约希姆·艾伯哈特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被提升为部队党卫军上校的。他又翻了几页，核对柯尔布的情况。同姓的有七个，但名叫罗尔夫·根塞的只有一个。一九四五年四月是上士，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他把本子合起来，放回原处，把保险柜锁好，然后穿过房子，回到起居室。他的客人仍然局促不安地坐在靠背椅上。

    他又坐下：“我不大可能帮助你。这你是明白的，是吗？”

    密勒咬了一下嘴唇，点点头：“我没有地方可去了，先生。当他们开始追捕我的时候，我向艾伯哈特求救。他给我这封信，让我来找你。他说，如果你不能帮助我，那就谁也帮不了啦。”

    律师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仰视着天花板。“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要和我谈话，他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给我。”

    他颇有所思地说，然后他明显地等着答话。

    “也许他不想在电话里谈这样的事情。”密勒满怀希望地提示说。

    律师傲慢地瞧了他一眼，“那是可能的，”他简短地说，“你最好告诉我，首先你是怎么招来这个麻烦的。”

    “哦，是的。好先生，我是说，我被这个人认出来了。后来他们说，他们就要来抓我。所以我跑出来了，不是吗？我是说，我只好跑出来了。”

    律师叹了一口气，“从头说起，”他厌倦地说，“谁认出你了，认出你什么？”

    密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吧，先生。我原来住在不来梅，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干活，一直到出事的那一天，都是给艾伯哈特先生干活的，在面包房里。哦，大约四个月前，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突然得了急病，我感到特别难受，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