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朋友”跑来找文策尔，这人在奥斯纳布吕克刚干上印刷商这一行。文策尔除了同意之外别无它法。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敖德萨的人碰上麻烦，文策尔就给他弄份新护照。

    手续是十分安全的，文策尔需要的全部东西不过是此人的一张照片和他的年龄。他保存了一份当年就已在汉诺威归了档的那些填写齐全的申请表的副本。他取出一份空白护照，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填好的那些申请表里挑上一份，把有关个人细目照填在护照上。姓名通常是很普通的，出生地点通常是在当时铁幕后面很远的地方，那地方没人会去查对，出生年月同党卫军申请人的真实年龄大致相当，然后他在护照上盖上下萨克森的官印。领护照的人在领受的时候要在新护照上亲笔签下他的新姓名。

    更换护照也容易。五年之后，在逃的党卫军成员只要到除下萨克森以外的任何州首府去申请更换。举例说，巴伐利亚的职员就会向汉诺威查对：“一九五零年你们发过一份某某号码的护照给一个名叫瓦尔特·舒曼的人，出生地点如此如此，出生年月这般这般吗？”汉诺威的另一个职员会查对案卷中的记载，答道：“是啊。”既然他的汉诺威同事保证原护照是真的，巴伐利亚的职员便换发了一份盖上巴伐利亚官印的新护照。

    只要汉诺威申请表上的面孔不同慕尼黑交验的护照上的面孔对照，那就出不了问题，而对照面孔的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职员们凭的是表格填得对头，许可通知单对头，护照号码对头，而不是面孔。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汉诺威原先签发护照的时间已超过了五年以上，持有文策尔护照的人才有必要即时申请更换。一旦护照到手，被通缉的党卫军成员便能获得新的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银行户头、信贷卡，一句话，就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分。

    到一九六四年春天，文策尔已经从他储藏的六十份原件中供应了别人四十二份护照。

    然而这个狡猾的矮个子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想到敖德萨的人有朝一日或许会要杀人灭口，所以他保留了一份记录。

    他从不知道他的主顾的真名实姓，用新的姓名搞假护照，用不着知道这个，主要是不留痕迹。于是他把送来的每张照片都翻印了一张，把原件贴在送回去的护照上，手里留下拷贝。他把每个照片拷贝粘在一张图画纸上，旁边用打字机打上新的姓名、住址（德国人的护照上必须写明住址）和新护照的号码。

    这些图画纸保存在一个卷夹里，这宗档案是他的人寿保险。他家里存一份，还有一份副本放在苏黎世一个律师那里。

    倘若他的生命受到敖德萨的威胁，他就会告诉他们档案的事，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苏黎世的律师就会把副本送给德国当局。

    西德人有了照片，很快就会拿它同在逃纳粹分子照片陈列室里的照片相对照。而光凭护照号码，与十六个州首府迅速查对，就能查出持有护照的人的住址，不用一个星期就查清了。这个计谋既简单又安全，足以保证克劳斯·文策尔的生命和健康。

    就是这个人，星期五那天早晨八点半钟，正静静地坐在早餐桌旁大嚼其烤面包和果酱，呷着咖啡，一面随便瞄着《奥斯纳布吕克报》的第一版。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线那一头的声音先是专横的，然后是抚慰性的。

    “绝不是你和我们之间有什么麻烦，”狼人安慰他说，“都是这个该死的记者。我们得到消息，他正上你这儿来找信。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人跟着他，不出今天整个事情都会就范的。可十分钟以内你一定得离开那里。眼下我希望你办的是……”

    三十秒钟以后，慌张不堪的克劳斯·文策尔收拾好一个提包，犹豫不决地朝藏档案的保险柜方向扫了一眼，最后决定不必带了。他向大为吃惊的